王有龄殉职，胡雪岩遭遇危局，20万石大米攀上“真大腿”左宗棠

众所周知，左宗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也是当时的政坛传奇人物，以屡试不第的举人身份在骆秉章门下“独断专行”，以幕僚身份在曾国藩门下靠平定太平天国起家，到1862年时，他已官至浙江巡抚，位列封疆大吏之一。

相比之下，作为半路投靠左宗棠，却能被左宗棠视为左膀右臂的胡雪岩的经历同样传奇，以至于有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可想而知其能力。

从穷小子逆袭成为百万富豪，胡雪岩凭什么？

胡雪岩是安徽徽州绩溪人，生于1823年。幼年时他家境十分贫寒，是个放牛娃，三餐温饱都成问题，遑论到私塾读书接受圣贤教育。12岁时，胡雪岩的父亲在饥寒交迫的困顿中病逝，为了生存，小小年纪的他被迫外出闯荡，远赴浙江杭州投奔亲戚。

由于亲戚的关系，胡雪岩得以在杭州杂粮行找了一份小伙计的差事，饿不死，但也攒不下钱。此后他又前后在金华火腿商行、信和钱庄、阜康钱庄当学徒，并且因为勤奋踏实、聪明干练而被阜康钱庄的掌柜收为徒弟。这位钱庄掌柜膝下无子，对胡雪岩悉心栽培，以至于在其临终前将钱庄悉数交给了胡雪岩。

就这样，胡雪岩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价值5000两白银的钱庄的主人，其折合下来相当于如今的300多万，对本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胡雪岩来说，这无疑是一场人生逆袭。

但更逆袭的在后面：与大多数对官场敬而远之的商人不同，胡雪岩似乎天生对权、钱合作有着敏锐的嗅觉，自进入商场后就与官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最开始投资的是王有龄。王有龄其人，是能和、敢和曾国藩本人及其湘军势力掰手腕的人物，可想而知能力不一般。而胡雪岩以其为靠山，堪称眼力不凡，随着王有龄在官场的频繁升迁最后官至浙江巡抚，胡雪岩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做越红火。

然而，人生祸福无常，1861年太平军围困杭州城，杭州城城小兵微，而且缺乏足够的粮饷，胡雪岩因此被王有龄派出城采买粮食、军备、帐篷与铠甲等军需物资，不料，当他带着20船军需物资满载而归时，却听到了杭州城破、浙江巡抚王有龄以身殉国的消息，当即是犹如五雷轰顶，没想到政治靠山就这么一下子没了。

个人前途未卜不说，他的生意自此没了权力场上的保护者，该如何是好？

为左宗棠雪中送炭，以20万石大米做投名状

就在这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让胡雪岩眼前一亮。这个人就是湘军干将左宗棠，他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接替王有龄，就任浙江巡抚。

左宗棠虽屡次科举不试，但早年在湖南主持官吏考核与查处贪腐，以嫉恶如仇和政绩斐然而著称，在加入湘军后，也是曾国藩核心幕僚与将领，如此人物继任浙江巡抚，成为督抚地方的封疆大吏自然引得很多人侧目。

但是，当时的杭州又如何呢？

当左宗棠拉起队伍，创立楚军，赶赴浙江杭州后，看到的只是太平军肆孽过后的满目疮痍，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尤其附近一带久经战乱，农事荒废，有钱都买不到粮食，这几万人马喝西北风？

就在为难之际，胡雪岩主动拜见左宗棠，将20船军需物资全部送给了左宗棠，而这20船军需物资里光是大米就有20万石，足够左宗棠的楚军人吃马嚼数月之久，一下子解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

事实上，这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历史性会面并不简单。

最初，左宗棠是不愿见胡雪岩的，在他看来，像胡雪岩这种投机取巧的豪富之商最是奸猾，他在湖南官场大动干戈时不知见过多少官吏就是被这种奸商各种手段拉下马以为靠山的，何况，胡雪岩是王有龄的人，而王有龄与曾国藩和自己都有矛盾。只是，胡雪岩在杭州经营多年，是豪富之家，也是地头蛇，最终左宗棠决定见他一面。

敢想敢干，凭能力成就红顶商人之名

左宗棠绝对不会想到，胡雪岩早已为这场见面准备许久，不仅一见面就用20船军需当了投名状，拿到了第一印象分，而且一番寒暄聊天下来，与左宗棠的态度是低眉顺耳却又不失脊梁骨气，言语之间藏有诗书气质，说透敌我阵营之分，道尽机敏于事，俨然是心怀家国大义又不失于手段权谋的一介儒商。

左宗棠虽嫉恶如仇，却并非迂腐之人，与胡雪岩一见如故，更是明白两人是各取所需，合则两利，因此果然将胡雪岩收于门下，并上报清廷称胡雪岩“急公募义，勤干有为”，不仅熟悉浙江情况，而且才能优异，可委以重任。

就这样，胡雪岩如愿所处，在危机中准确抓住了那一线生机，并以此为阶梯更上一层，成了左宗棠楚军的后勤总管，负责杭州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工作，从有钱无权的豪商跻身一跃变成朝廷下旨册封的“红顶商人”，有钱有权，实现了阶层地位的跃升。

此后，他帮助楚军筹办和运送战争物资，同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开办粥厂，开办义庄，接济和安置流民，收敛杭州战后十几万具尸骸，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不仅帮了左宗棠这位浙江巡抚的大忙，也为浙江甚至沿海地区在朝廷与太平军肆虐的战后复苏中出了大力。

当然，这一过程中胡雪岩本人也得到了巨大好处，不仅因随左宗棠之功，被授予三品布政使衔，还赐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是晚清时代唯一的一位“红顶商人”，而且依仗朝廷权势，他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馀处，并经营有中药、丝茶瓷器业务，操纵江浙商业长达十几载，可谓走到了当时商人能走到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