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有一个广泛运用词的语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容的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这种精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代表中国人的慈善精神：如果有人有难，社会各界的人都会无偿伸出援手，传递爱与希望。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过很多知名的大慈善家，如陶朱公范蠡，他就曾为贫苦之人仗义疏财，堪称中国商人界的慈善鼻祖。

在他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商人走上慈善的道路，他们或捐实物，或捐银钱，还有一些人做了好事却不留名。其中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热衷于公益事业，致富后大力行善，造福百姓，他们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徽商。

徽商，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他们自宋代开始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与晋商和浙商等商人群体齐名，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商帮。

人们皆言“无奸不商”，商人的形象本就是唯利是图，不重人情的。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徽商如此热衷公益事业呢？他们又把钱都捐助了哪些慈善事业呢？

一、覆盖面极广的徽商公益事业

1.热衷于教育

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更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只有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这个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所以徽商的公益事业，首选在振兴教育。

宋濂曾作《送东阳马生序》：“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描写的穷苦人家出身的子弟对知识的渴望，以及无钱上学只能“手自笔录”的悲哀，

由此可知，寒门学子无学可上。此时的徽商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为他们兴办义学，让他们能不用交学费就有上学的机会，替他们请先生，为他们实现人生的出彩搭建舞台。

在明清时期，创办义学这样的慈善方式在徽商界蔚然成风，徽商创办的义学遍布大江南北。如黟县商人李彬彦 、婺源商人程耀廷都曾为孤寒子弟创办过义学，较为著名的芳溪义学、碧溪义学等书院都是由徽商斥资创办的。

宋元以降，由于徽商对教育慈善事业的热衷，徽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史书有记：“天下书院最盛者 ，无过东林 、江右 、关中 、徽州。”徽商不仅慷慨兴办义学，还不吝资财兴办官学。由此观之，在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徽商也尽了一份力。

2.热衷于修路搭桥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话糙理不糙。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环境的保护以及交通的发达都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徽商想要做公益，自然会将目光投至交通的改善上，毕竟这可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徽商在对交通的改善上可谓尽心尽力，水路陆路皆有贡献。

明代绩溪商曹显应父子、歙县富商汪士嘉、婺源商人詹文锡都曾修筑桥梁。曾有一险路名为“惊梦滩”，常有惊涛骇浪，却因是通往重庆的必经之路，商旅之人每每经此，时常忐忑不安，恐有翻船之祸。

后有徽商詹文锡慷慨解囊，劈开险道，使往来之人不再有性命之忧。当地官员为嘉其行，特令此地勒石更名为 “詹商岭 ”。

无独有偶，祁门大洪岭山路两旁的石刻上，也有近十通关于徽商捐资修路的芳名录。这些都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迹可循的徽商善举。

3.热衷于救济灾荒

徽商的另一公益事业，是救助灾荒，这也是他们最重视的慈善事业，甚至于许多徽州宗族将救灾恤患写入家法，将这种“善”在家族内法规化。

有些徽商平日里节衣缩食，处家至俭，甚至“非筵宴，尝蔬茹，无脓鲜之奉 ”，然而一到国家有难，同胞有难之时，便会慷慨解囊，“辄捐千万缗无所吝”，倾其所有扶危济困。

明万历年间曾发生了罕见的洪灾，洪水似猛兽肆虐徽州全境，祸不单行，随后又有 “疫大作 ”。在此期间，多少徽商毁家纾难，捐出全部家财，设棚施粥，救民于水火。

徽商广行善举，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已经了解到他们把钱都捐到哪些公益事业，不禁更加疑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趋炎附势？还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二、徽商热爱公益事业不仅要“慈善家”还要事出有因

1.盐商的趋炎附势以追求自身利益

探索徽商热衷公益事业的原因，我们得先了解一个史实。

中国古代一度推行盐铁专卖，如盐如铁只能由官府售卖，普通人不可偷偷贩卖。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两淮地区推行纲法。官府会将每年出产的官盐，分成固定的批次交给有实力有声望的盐商，并将这些商人姓名登记造册，让他们获得盐业的垄断经营权，成为民间贩盐的御用商人。

在同等财力的情况下，要有什么额外条件能使经营权落到自己手中呢？公益事业是最好的选择，一来能增加声望，二来能让政府刮目相看，成为“经销商”的候选人，真是一举两得。

通过慈善事业，盐商们赢得了声望，抑或是通过赈灾等提升了当地官员的政绩，获得了官府的青睐，最终达到获得垄断经营权的目的，从而攫取巨额的利润。

2.光宗耀祖，为家门争光

光耀门楣，回报家乡是徽商热衷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徽商们发达后，荣归故里，见到乡亲们无以为生，生病了卧榻不起，却不得医治，怎会不施以援手？

徽商见病者，便“储药物以救其疾苦”；见饥肠辘辘者，便“计月授之粟”; 见衣不蔽体者，则“于冬日授之衣”。这些曾相濡以沫的邻里相亲，在自己衣锦还乡之时，乡亲有难，自己如何能视而不见，相忘于江湖？

3.奉行儒家思想为行动指南

妇孺皆知，儒家经典的金钱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吃糠咽菜喝清水，弯起胳膀做枕头，心中有正道也会乐在其中；相反，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地位，这是令人不齿的。

因此，儒家亦认为，辛苦劳作换来的金钱地位，如果用作奢侈享乐、声色犬马，亦是对天的不恭敬，恰如此言：“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

因此，许多徽商将儒家的思想当做行动指南，作为自己看待万事万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金钱方面，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普行善举，热衷于公益事业。

4.父母之命不可违和动了恻隐之心

古人重孝，孝顺孝顺，欲孝必顺，正所谓“父母之命，不可违”，违则不孝。因此许多徽商的从善动因，有一部分是出自于父母的指示。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曾有黟商洪潮公遗孀江氏，为做慈善而拒绝过寿。

江氏听闻城内外道路年久失修，行人每每经过都要抱怨，给居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于是江氏拒绝过寿，命二子将贺寿之钱用于造福百姓: “尔辈能以历年馀利用修道路，强于为我称觞矣。”两个儿子听了母亲的话，自觉羞愧难当，于是“遵命修治，费至三万金之巨”，城内外的道路再次通畅，江氏才放了心。

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种人人都有的同情心是徽商进行慈善之举的原因之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见到受灾难之人有几人能铁石心肠般坐视不理？又有几人能保证绝不会生出怜悯之心？

总结：

纵观徽商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理由，我们会发现，有人是“无利不起早”，有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使然，有人是为光耀门楣，有人是附庸风雅，有人是“君子喻于义”的潜移默化思想…理由不尽相同，并不能一概而论。

古人云：“善人者，人必善之。”正所谓善良人必有福报。徽商们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理由虽各不相同，但他们振兴教育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材、开路架桥造福百姓、曾毁家纾难为赈灾救民，他们慈善事业的覆盖面极广，贯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拨开历史的云雾，去掉我们对“无奸不商”“商人唯利是图”的惯有成见，我们会发现，这群“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商人群体，亦有善良而伟大的一面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