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曾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的一生也正是这样去做的，而有的人也是从小就播下了为革命奋斗终身的种子，直到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童年播种，奋发图强

董竹君从小就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里，其父亲本姓董，董竹君回忆道"为了什么原因改为姓董？"其实多年之事，对此她已无印象。但是姓名本来就是个代表符号。计算到当时，改姓董在社会上已流传七八十年了，在那个年代，改名换姓亦是常事。

董竹君就从"东竹君"成了"董竹君"。董竹君从小就懂事，每天帮助母亲做家务，如扫地、擦桌、上街买粮食、买油盐酱醋等。母亲烧饭时，她蹲在柴灶洞前添加柴禾和稻草结，饭后洗刷碗筷，洗洗自己的衣裤，半夜把马桶提到行人道边的屋檐下放着。

董竹君的父母认为读书无用，但还是资助董竹君学费供她上学，这个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娘姨和父亲拉黄包车挣的钱。也正是这段读书的经历开启了董竹君不一样的人生。

后来，由于父亲大病，没有钱调补身体，董竹君读书的费用也没有着落了，于是，母亲为了维持生计，瞒着董竹君，让董竹君学京戏，并把她送进了青楼。董竹君就开始了卖唱生涯，那时虽年幼，却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开始对命运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她爱听国事，从而了解到了许多当时革命上的事情和认识了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后来她也借由机会结了婚，并且出国去读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完全部课程后，她觉得丈夫在国内努力干革命，为的是强国雪耻，所以她也该协助他为国家出力，这是她为国助夫的责任。于是，董竹君回国，之后也投身革命。

革命活动，资助青年

从那以后，董竹君开展了革命的地下工作。为了领导同志在刚解放的上海工作方便及国际友人来访时有个安全的食宿场所，董竹君就奉命将锦江餐馆和锦江茶室迁移扩大为锦江饭店，并成为了饭店女老板。

有一次，宋时轮（又名张子光）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从广州释放出狱后他经香港到达上海。当时，宋时轮找不到党组织关系，经济又十分困难，更可怕的是，他又被国民政府特务头子戴笠所密切注意。

处境可以说是十分艰难。那时，走投无路的宋时轮持其同狱人李堂萼哥哥的介绍信来"锦江"找上了董竹君。宋时轮递上了一封信给董竹君。她拆信知悉了他的情况，并猜想李堂萼一定是郑德音介绍我去申请入党的那位联系人李同志。就请他坐一会儿，未及敬茶，董竹君就急忙去办公室取出一笔现款交给他，让他得以顺利度过难关。

宋时轮同志得到锦江的奉赠后，除用路费外，余皆用在建立游击队根据地上了。20年后，上海解放，宋时轮同志成为兵团司令，并且有机会再次跟董竹君相聚，一进门，宋时轮便热烈地和董竹君握手问好。入座后，他兴奋地表示十分感谢董竹君对他的帮助。

之后的一次聚会，宋时轮又提起："那年你帮助我后，离开上海参加游击队去了。"董竹君表示："你为革命立下大功，真为你高兴，也很敬佩你！"为表示感激之情，宋时轮他送给董竹君一件战利品——把日本上将指挥刀作为纪念。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被迫离沪，始终爱国

在风平浪静后，总会发生意外。做着地下革命工作的董竹君最终还是被有心人看不惯了。日本人和汉奸虽未明目张胆地害她，但却不断暗中刁难。例如：他们也想收买《上海妇女》杂志。由于敌伪方面认为董竹君我在政治上不靠拢他们，办事情又不给他们面子，于是就开始暗算董竹君了。 这时候，上海已变成恐怖世界，经常发现路旁麻袋里装着尸体，树枝上挂着手指等。

暗杀案已不算奇闻。董竹君也接到过两封恐吓信，显然这是日本方面干的事。于是为了自身安全，董竹君决定暂时离开上海。董竹君在极其复杂的心情下，到达了菲律宾马尼拉，在那也并不好过，有时候竟被剥夺自由十天半月的，甚至长达几个月，像犯人似的遭受着虐待。

在外几年，董竹君始终惦念着祖国，特别是十分惦念投身参与国内革命工作。于是，借由机会回国，董竹君依旧奋不顾身投身革命。自从1930年在沪开始参与党的地下工作后，董竹君对党的事业是忠心耿耿，即使在沪被捕入狱四个月及在十年浩劫身陷囹圄五年余，对党的信念亦从未有过动摇，始终爱国。

董竹君的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她说"这些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它在革命的洪流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这是何等的无谓。她所自豪的是在人一生中的夕阳西下时刻，更坚定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振兴祖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为人类造福、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