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人类文明历史中，语言与文字成为了文明最基础的载体。也正是语言与文字的出现，使原始人类进一步进化，现代文明也得以传承。在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信息交流成为了主流，可是在不是那么发达的古代社会，书信成为了重要的交流方式。

在朋友之间，书信往来成为了远距离维系相互关系的媒介；在古代战事发生前，烽火狼烟，飞鸽传书，快马传递成为了常规操作；在家人深厚感情的背景下，更有“家书抵万金”的珍贵；就连古代官方信息的传递，也是以书信的形式进行沟通的。

皇帝管理天下事务，需要批阅全国呈递上来的奏折，以做出指示与判断。而大臣想要完成某些重大的政策，还必须向皇帝请示。

随着交通进一步的发达，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清朝的书信交流相比于之前的朝代，确实有很大进步。在晚清的多事之秋，“书信”更是皇帝与地方大臣政务与感情的交流媒介。

我认为，在古代的封建皇帝专制的历史时期，大臣只有服从于皇帝意志的义务，更不可能与皇帝唱反调。可是在阅读了曾国藩与湘军的相关史料，及咸丰皇帝给曾国藩的“书信”，才让我真正认为古代封建王朝的大臣，是可以与皇帝的权威“作斗”的。

那么在史料和“书信”中，曾国藩是怎样与咸丰皇帝斗智斗勇的，其中又有怎样的“爱恨情仇”，这需要细细讲来。

上谏的共性与幸运

我认为，在讲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事情之前，还需要打下一个楔子。中国古代王朝中，皇帝自己为了防止自己专政，并为了留下好的历史形象，专门设立了言官这个职位，以纳谏从流来提升自己伟岸的形象。可是发展到明清时期，我觉得言官纳谏几乎成为了朝廷中的“潜规则”。

1、上谏历史中的“潜规则”

皇帝为了提升自己的历史形象，同样的，大臣也希望提升自己的历史形象，我认为这便是历史与上谏的共性。

有的大臣为了凸显自己，不断在皇帝面前“挑刺儿”，数落皇家的各种是非，最终的结果不仅无伤大雅，反而弄得皇帝本人头痛难忍。如明朝三十馀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就是言官过分数落皇家事件的反例。

我之所以称上谏数落皇帝为“潜规则”，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为了名利的私心，而且都只是看破不说破。而皇帝作为中央的权力中枢，对于言官的态度是完全随性的。很多言官的反驳，很有可能使言官遭受暗地里的打击，但是同样也有一定的可能，被皇帝所重视。

2、曾国藩的共性与幸运

曾国藩在进入朝廷后，发现自己的职位皆为闲职，难以有发展空间。在几经思索下，曾国藩决定走“潜规则”，直言上谏数落皇帝的是非，以博取自己的功名。

咸丰皇帝看完曾国藩的奏折后非常生气，甚至“掷其折于地”。按照惯例，曾国藩的仕途应当是走到尽头了，在不久之后就会莫名其妙的贬官流徙，成为历史中的尘埃。

可是在中国的古话中，有“不打不相识”的道理。咸丰皇帝在看到曾国藩的奏折后，虽然非常生气，但是却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较大的转变。因此，曾国藩成为了言官上谏的正面教材，以自己的幸运升了官，而他与咸丰皇帝的故事也刚刚开始。

湘军水师初创中的“变脸”

在阅读相关史料时，我觉得咸丰皇帝其实也并非昏君，因为其任用了曾国藩，为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煞费了苦心。

可是再换一个角度看，咸丰皇帝又并非真正的明君，因为在军事调度中，以及大局的管理中，咸丰皇帝并没有足够的格局与气魄，去认真改变清朝原本古老且毫无生气的腐败体制。我为何如此认为，在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书信”中，就有体现。

1、咸丰皇帝对创建水师想法的高度认可

为了让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故事有一定的逻辑与时间线可循，我决定用湘军水师初创的历史背景为主，讲述其人物历史的发展。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忧在家，却被朝廷破格提用，令其训练团丁。

可是曾国藩并不“老实”，在对时局进行分析后，其发现团丁的训练并不能解决清朝的主要问题，只有训练新型的精锐军队，才能打赢太平军。所以曾国藩以训练团丁的幌子，自己在暗中组建了湘军。

为了进一步扩展湘军的实力，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并解决清朝军事力量薄弱的问题，曾国藩决定组建水师，以配合陆军，共同打击太平军势力。在对时局进行分析后，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提议高度认可，“甚属可嘉”。湘军水师也在曾国藩的努力下与清廷的支持下，很快“支棱”了起来。

2、急于用兵对曾国藩的冷嘲热讽

在湘军水师建立之后，清军的实力也可谓大增。通过提高水军与陆军的配合，咸丰三年（1853），清军在与太平军的战局上初步站稳脚跟，并有反攻的能力。从太平军势如破竹，席卷江南大部分土地，到进攻长沙的失败，这与湘军的建立与发展有着直接联系。

湘军水师取得初步战果后，这让咸丰皇帝对清军的情况过分乐观。所以其为曾国藩下达了如下指令，“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可是曾国藩作为湘军水师的主要领导者，并对两军实力有着较为明确的认知。其认为贸然出兵，“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

而咸丰皇帝听闻曾国藩的回复后，非常不满。为了促使曾国藩出兵，咸丰皇帝使用了“激将法”，以嘲讽的语言来教唆曾国藩出兵。“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狎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3、“老江湖”的成功手段

在咸丰皇帝给曾国藩的“回书”中，可以看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能力的质疑，以及对曾国藩曾经豪言壮语的嘲讽，并以皇帝的名义，对曾国藩进行施压。依我看，换做其他大臣，面对皇帝的冷嘲热讽与打压，当然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事，“不敢稍逾约”。

可是在曾国藩的视角里，为了湘军发展的考虑，曾国藩并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事，而是在皇帝面前主动认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曾国藩这样写到“自度才力，实属不能”，“唯有诚愚，不敢避死”，“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靡不前之罪”。

在曾国藩的语句中，尽是“老江湖”的手段。曾国藩并没有逞能之意，而是主动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及对皇帝的忠诚，但是在关键的地方，曾国藩死咬不放。

想让我出兵，绝不可能，你要治我的罪，我也乐意奉陪。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死皮赖脸的态度，也是无计可施，任由曾国藩自理，最后还是“老江湖”的手段战胜了冷嘲热讽，使湘军水师保存了实力。

湘军水师得以保全实力

在曾国藩反驳咸丰皇帝主动出兵安徽的建议后，最后的历史证明了曾国藩想法的成功。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没有顶住来自皇帝的压力，决定出兵安徽，结果溃败于田家镇。在这个事件之后，咸丰皇帝也对曾国藩有了愧疚之感。

在总结出兵安徽失败的教训中，咸丰皇帝为曾国藩写下了这些文字，“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知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在这段简单的文言文中，表达了咸丰皇帝复杂的感情。

我认为，首先是悔恨之意。谋划失败，导致了吴文镕的惨败，并损失了清军自身的实力，所以言“不可逆睹”。其次又是庆幸曾国藩没有出兵。

因为咸丰皇帝表扬了曾国藩当时固执己见的立场，为清军减少了损失，“汝之心可知天日”。最后是对曾国藩的感叹。曾国藩不畏罪罚，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强权斗争，确实“殊属非是”。

也正是因为曾国藩的努力，保留了清军的实力，将损失降到最小。而咸丰皇帝也由此对曾国藩刮目相看，对于湘军也更加看重。所以湘军日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曾国藩的明争暗斗与政治权谋。

爱恨是小事，找准方向是大事

以湘军水师建立之后的历史事件，来观看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书信”往来与爱恨情仇，我有爱恨是小事，找准方向是大事的总结。人情的反复，是在所难免的，如何维系两者正常的关系，是需要有一个大的格局的。

曾国藩正是认清了与咸丰皇帝的孰是孰非，并凭借自己多年的“老江湖”手段，维系住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并保证了湘军的实力。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并非是过分的考虑他人的感受，而是在考虑他人感受的同时，找准所期望发展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参杂一些功利思想固然可以，但是把握好其中的度，却成为了人际交往的哲学。

参考文献：

《清史稿》

《战天京》

《曾国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