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明清时期，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一切以皇权、君权为尊。中央以高度集中的权力方式掌控整个国家，但若要面面俱到也是力不从心。

所以在各个地方、各个辖区还会有专门的地方官进行管理，且实行的是本籍回避制度，也就是说不能在自己的老家当辖区管理，以求公正。

在当时，这些地方官又被老百姓们称之为"父母官"，就是百姓们希望官员能够像父母对待孩子一般对待当地居民。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地方官作为当地几乎可以一手遮天的地位存在。

人们在其位就很难只谋其政，利欲私心无时不刻不在勾引他们犯罪，严重一点说，百姓的性命都被他们捏在手里。

1、 州县官的本职工作

在古代，州县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级市、县级市的市长、县长，作为第一审级，他们也是直面百姓的第一级别的政府官员。

在我们如今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常把县官戏称为"七品芝麻官"，但是要知道古代官阶分为九品，每品有正、从之分，共十八级，从八品起，相当于我们如今的科级干部。

就是在普通人看来是个官，但在从政者眼中啥也不是的知事通判之类的佐官。也就是说，七品知县虽然是个芝麻官，但也是正堂正印，权力不小的行政官员。

在过去，朝廷六部的一切政令都需要下达到县里，再进行颁布、实施，不管县令的官多大，至少在这里县里。

他就是掌管一切的老大，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案件都需要先经过州县的审理，再进行上报。明代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

清代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从古至今，越级上报都是很敏感的事情，就算是在普通的职场里，越级也是一件足以丢掉工作的事情。

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极少有人越级申冤，因为你一旦越级，就需要先受刑，等你挨过刑罚且个人行为活动力自如，方能继续上诉。

司法审判是县官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受理案件时，仅对户婚田土钱债类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有权结案，其馀徒罪以上案件均需解送上司衙门复审。

也就是说，除了普通民事纠纷及轻微后果的刑事案件，其他案件县官全都要上报，不得私下结案。

且他们的案件都是有记录在册的，每个月上交一次工作汇报。从这里看，县官的权力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他们更像是解决家长里短的村委会主任，而不具有对百姓的生杀大权。

2、 "灭门知县"真的存在吗

明清时期的州县官，作为朝廷政府面对百姓的第一级别的父母官，辖管百姓事务，理当备受尊崇。

然而民间却 还有"灭门知县"的说法。但这里的时间出现错误，"灭门知县"就算真的存在，那也已经是清晚期时候的事情了。

在《大清律例》中，按照案件的正常审理程序，罪犯从被捕到处决需要极长的审理流程，且州县官是没有权力对其处以极刑的。

然而由于清晚期，民间战乱频生，朝廷逐渐将权力下放。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过大，为了更加快速地解决叛民，州县官拥有了就地处决的权力。

咸丰五年（1855）四月，香山知县擒获洪兵首领吴万刚、锺成就就立即处决，"贼党四百馀枷毙之"。在平时州县官当然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在战乱时期，政府需要在最快的时间内镇压叛乱，清除痕迹，就此开了州县官的方便之门。

权力一旦下放，要收回就很难了。光绪元年（1874），御史邓庆麟奏请将死刑终审权收回朝廷，但广东巡抚张兆栋复奏，同意停止对诱拐出洋罪犯"就地正法"。

但对盗犯"请仍照就地正法章程办理"。也就是说，仍然保留其手中部分的死刑权力，但是州县官对于当地的权力包含过于全面。

要将一个人打成盗犯根本不是难事，法外酷刑更是在遮掩下频频发生。

同治时期，县官杜凤治就对原本情节不重、罪不至死的偷窃犯施以极刑，这个极刑为"钉人架子"，历代典籍中从无记载，谁也不知道是杜凤治自创还是学习得来的。

这样的极刑架子自杜凤治刚上任就下令添置的，其手法之熟稔，态度之常见也足以证明当时州县官们明面之下的潜规则究竟有多少，"灭门知县"不再是说说而已。

3、 就地正法是政府失败的恶果

在我国史籍记载中，州县官的权力不过尔尔，生杀大权始终掌握在皇权手中，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清代政府放宽底层官员权力的那一刻，就滋生了他们对权力的欲望，从无笞刑实权到可以方便行事，再到法外酷刑屡禁不止。

这都是开放权利的失败恶果，而这样的恶果却要由百姓来接受。

清晚期政府统治不当，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义军突起让朝廷紧迫感加强，为了保证权力犹在，朝廷政府放开了手中的生杀大权。

别说就地正法了，就算施以极刑也不过是州县官稍稍遮掩就能盖过去的事情，因为清晚期的法外酷刑在清朝的官方档案、典籍中是很难找到的。

这就足以见到当时的黑暗与官官相护，明面上的粉饰太平是他们所拿手的，失败不过是时运不济，怪天怪地也不会怪到自己头上。

"就地正法"是清政府政策失败的结果，法外酷刑则是被反馈到百姓上的恶果，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生命的轻视与无知。

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一句欺上瞒下可以概括的，而是整个朝廷的失败导致的，当权力大于能力时，必将滋生恶念。

参考文献：

《大清律例》

《香山县乡土志》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