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中最害怕的事情便是骤然从高处跌落，巨大的痛苦瞬间笼罩全身，无限泥泞的沼泽立刻将你吞噬，让你无力"东山再起"，就像陈伯达的人生。

陈伯达是毛主席诸多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曾是中央具有一定名望的人物，深受领导人倚重。

但很可惜，他没有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反而凭着善于察言观色的小聪明走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变成了历史的罪人，最终身败名裂、被捕入狱。那么，陈伯达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

01，起伏人生：从秀才之子到伟人秘书

1904年，陈伯达出生在福建泉州一户落魄家庭中。15岁，他考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2年半的学习，让陈伯达受益匪浅。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次年转入厦门小学工作。在此期间，陈伯达对郭沫若生出无限倾慕之心。

他非常喜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曾把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写成信件寄给郭沫若。让陈伯达无比高兴的是，郭沫若竟然真的给他回信了。

大抵是郭沫若的影响，令一直安分平凡的陈伯达渐渐不满足于当下平静困苦的生活。1924年，陈伯达经同乡张觉觉得帮忙，背井离乡前往上海。

他一边在一家小报社中从事记者工作，一边考入上海大学学习文学。大学校园里浓郁的马列主义氛围和共产党人的思想熏陶都让陈伯达触动不已。

1925年，学业有成的陈伯达重回厦门，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寒天》，因排版正巧挨着俞平伯的文章而受到大众关注。

同年，信奉"三民主义"的陈伯达加入国民党。1927年，痛恨共产党的蒋介石对同胞痛下杀手，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纷纷丧命在国民党枪口下。

听闻此事的陈伯达专程从厦门赶到上海，向中共组织提出入党申请。随后，免除候补期、直接入党的陈伯达接受组织命令，同王明等人撤至武汉，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长一职。

不久，他再度接到上级指示，出国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陈伯达学成回国。

1931年，他在上海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王明。彼时，陈伯达依旧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和他同岁的王明却已位居"中央领导"行列。没有人知道，面对这般差异的陈伯达是如何想的。

同年，陈伯达接受王明指派给他的任务，前往天津继续担任出版、编辑工作。让陈伯达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刚刚抵达天津没多长时间，他所在的组织便遭到国民党破坏。

陈伯达与自己的新同事纷纷落入敌人魔掌。当年9月，遭受省委书记背叛的几人被押解到北平，其中获两年半徒刑的陈伯达被迫进入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

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他听从上级命令赶赴张家口，进入吉鸿昌所率领的部队工作。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陈伯达重回北平，担任领导学生罢课，并起草运动宣传大纲的职务。

1936年，因表现成绩优异，陈伯达获得中央代表青睐，晋升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的职务，初步完成了从平民小子到共党领导的转变。

1937年北平沦陷，陈伯达于当年8月撤至天津。不料日本人的铁骑让天津同样陷入混乱，渴望安定的陈伯达向中央提出前往延安的请求。他按照中央指示路线，从天津乘船到青岛，再西行至延安。

抵达延安后，因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经历，陈伯达成为了陕北公学一名教员。但由于他的方言口音实在严重，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讲课，故而中央只得又把他派到党校当教员。

党校的校长是陈伯达的老同学，与他关系较好，对他非常照顾。在这位老同学的亲切帮助下，陈伯达与毛主席有了第一次见面。可惜当时名声不显的陈伯达，并未让毛主席对他产生什么印象。

对于不受重用的现状，陈伯达心内自然抑郁不已。不过他是一个心有野望之人，凭着不懈努力，最终还是走入了中央领导人的目光内。

那是一次由毛主席主持的孙中山思想座谈会，会上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争执非常激烈。陈伯达就是在双方议论不休、火药味愈加充足时站了出来。

他放慢自己的声音，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认知："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可以划分出两个重点：其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其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他的发言一下子戳中了毛主席的心，让毛主席十分高兴，直接夸赞他："陈伯达同志的发言深得我心，他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的分析十分恰当……"

会后，毛主席又专门留下陈伯达，询问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当天晚上，陈伯达收到毛主席的同志，急忙赶去机关合作社的食堂吃饭。

等到了地方，陈伯达稍显诧异，因为毛主席不仅邀请了他，也宴请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

对此，毛主席耐心向陈伯达解释："我正巧有空，就顺便也请你，和美国客人。"

这次宴席，是陈伯达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随后，他听从毛主席的建议，在延安举办了数场中国古代哲学的讲座。

毛主席每次都会抽空亲临听讲，由此让陈伯达的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人，他本人的名声亦渐渐在延安理论界传扬开来。

1939年1月，陈伯达把自己的新文章《墨子哲学思想》寄给毛主席，请求他指正。毛主席认真阅读后，果然给陈伯达回了一封简短的信件。

这是他们二人关于学术探讨的开端，也是陈伯达同毛主席渐渐建立密切关系的起点。同年，陈伯达从张闻天的口中得知，毛主席亲自提名，把他调入了主席办公室工作，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

随后，他收到主席指派的四项研究课题的任务，并在主席的亲自指导下，翻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那时的陈伯达来说，他十分感谢主席的帮助，让他的研究方向从古代转到了现实。自此以后，热爱学术研究的他就一直留在了主席身边工作。

02，沉重打击：一朝入狱陷入人生泥沼

1943年，蒋介石的秘书在上司的授意下发表了一本名叫《中国之命运》的书，全文10万余字只为表达一个中心论点：唯有国民党和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抨击和污蔑了中共组织。

对于此事，毛主席用一贯幽默的态度对陈伯达等人说："瞧，蒋介石给你们命题，让你们写文章呢！"

接收到领导指示的几人马上开始各自创作。陈伯达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一篇名叫《评》的文章，用犀利言辞对《中国之命运》的内容进行全方位批评。

毛主席亲自审稿，去掉题目里的"蒋介石先生"几个字，署名陈伯达，并稍作修改，发表在了《解放日报》上。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各方密切关注。蒋介石痛恨昔日陈伯达的"背叛"和如今对自己的针锋相对，下令禁止国民党传播此文，并给陈伯达起了个外号，叫"陈逆伯达"，让陈伯达的名字一下子火遍四方。

此后，陈伯达继续专注以文字向国民党开战。解放以后，他又把研究方向改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等等，写出了许多宣扬共党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周总理曾评价陈伯达，说他是"我党内最好的理论家"。1966年，陈伯达当选中央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1969年，陈伯达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毛、林和周总理之后，是当时党内炙手可热一人物。

然而，命运就是这般喜欢捉弄人，就在陈伯达享受风光无限的巅峰时刻之际，一盆冷水当头浇下，让他的世界再次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召开。林不顾会议程序，肆意谈论"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话题。

次日，与林站在同一战线的陈伯达在华北会议上公然指责某些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一事，并试图应和林提议，暗中鼓动中央委员设国家主席。

当天，华北组所出简报上如实刊登了陈伯达的讲话，在中央慢慢传播开来。对此，毛主席于当年8月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宣布，停止讨论林讲话，责令陈伯达进行自我检讨。

数日后，毛主席又在陈伯达搜集、摘录的关于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文章里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批语，将陈伯达的政治生涯直接判处"终结"。

会后，没有任何准备的陈伯达立刻受到相关人员"控制"，他的名字、他的著作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新闻和简报中，昔日红极一时的陈伯达就这样"莫名消失"在了大众视野里。

同年9月，中央成立专门小组对陈伯达展开审查。失去人身自由的他，曾数次请求再见主席一面，可惜只有周总理给予了他回话，告诉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同年10月，拘押陈伯达的命令下达，戴着"反党分子"等反派帽子的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和抨击。1971年3月，毛主席再谈陈伯达，说他是一个混入共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居心不良、图谋不轨。

1980年，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站在了公开审判的被告席上，得到了有期徒刑18年的判决。不过由于陈伯达早在10年前便被关押，所以他的实际服刑期还有8年。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非常认可毛主席对陈伯达的处理，故而决定继续采取优待政策，让陈伯达得以保持以往的好待遇，并在1981年因病获准监外就医。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监禁生涯应当无比凄惨，可实际上，陈伯达的晚年生活除却没有自由，其馀基本和正常人无异。

03，晚年种种：平静生活专注阅读写作

因陈伯达年老体衰，所以组织将他安置在一座新建楼层顶楼三居室的房子内，又把他的儿子调入北京，准许其一家三口与陈伯达同住，照料他的生活。

陈伯达每个月能获得100元生活费，日子安宁平静。他很少出门，平时只待在自己拥有两个大书柜，放满书籍的房间中专心阅读、写作。

当时的领导人欣赏陈伯达的学识，主动提出要为陈伯达安排一些研究中央的工作，陈伯达欣然答应。

此后，陈伯达愈加关心国内外问题，常常阅读一些中外政治理论的书籍，并把思考的重点再度放在现实问题上，为中央提供了很多有益参考著作。

除却读书，陈伯达也非常喜欢吃水果。可他的生活费大半都花在了买书这件事上，实在难有馀钱再去购买水果。

对此，陈伯达难得主动向关心他的部门提出一个要求："我喜欢吃水果，能不能再给我一些买水果的钱？"

有关部门很快准许他的请求，把他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并额外给予他100元的水果钱。

1988年10月，陈伯达在病床上接受了"刑满获释"的命令。1989年，他因心肌梗塞病故。陈伯达的身后事非常低调，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只有一份由新华社发出的寥寥数字电讯，向世人宣告了他的死亡。

纵观陈伯达的一生，确实让人感慨不已。从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步一步凭借自身努力，成为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却又因一时思想偏差，转瞬沉入泥沼。

巨大的偏差为陈伯达的一生增添几分传奇色彩，同时向世人表明了一个事实：陈伯达并不适合政坛，而应当一名彻彻底底的文人，因为他的笔杆子可比他的见风使舵厉害多了，不是吗？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