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成宋庆龄北上,邓颖超携毛周亲笔信赶赴,宋为何迟迟不愿动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缔造者和建立者毛主席,一般情况下他如果出现在一个火车站台上,总是被大小领导迎接的那个人。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主席自己去迎接的高朋贵宾,实在少之又少。即便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不知有多少名动天下的社会鸿儒巨子齐聚北京城,等着恭迎盛典,毛主席也基本上没有露面迎接他们。
不过8月28日这天,毛主席一反常态一大早就起床,换上了很少穿着的浅色中山大衣和胶底皮鞋,一脸庄重地提前来到北京火车站等候,同行的还有朱德、周总理、林伯渠等,可谓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级的代表团了。
火车还未停稳,毛主席已经迈入车厢迎向这位特殊的尊贵宾客——宋庆龄女士。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为了这一趟列车,双方等待了多少年,花费了多少心血。
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国母"的选择
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里,宋庆龄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还被赠予了国家名誉主席的崇高地位,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宋庆龄的地位也并不亚于后面的尊荣。
毕竟谁都知道,她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妻子,也就是国民党政权真正的"国母"。
国民党这个组织,是丈夫孙中山在革命理想的指引之下一手建立的,宋庆龄也毫无疑问对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加上她的家族、亲友在国民党政府担任着众多要职,妹妹宋美龄也嫁给了继承了孙中山领导地位的蒋介石。
可以说,无论是对公还是对私,宋庆龄都应当和蒋介石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而不需要理会当时还不成气候的共产党。
偏偏蒋介石的面目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暴露无遗,投靠了右翼资产阶级势力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势力大开杀戒。
此事引起了宋庆龄的极大愤恨,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提出的联共政策。
宋庆龄毅然以国民党"国母"之尊,联合国民党"Z"翼领导人邓演达、共产党领袖毛主席等人士发表联合通电,严厉谴责蒋介石,并辞去了国民政府所有职务,不再从事国民党的任何工作。
此举无异于在政治上和蒋介石彻底决裂。1927年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间,宋庆龄一方面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对共产党保持观望考察的态度,害怕共产党重蹈国民党的堕落覆辙。
一方面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动行为多加阻隔,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重大的帮助和救济。
共产党也对宋庆龄在看在民族大义上对己方的大恩大惠牢记于心,如今蒋介石已经败退台湾,孙中山革命遗志将由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的盛会召开在即。
在各界民主人士心目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宋庆龄,又怎能不出现在这样百年一遇的现场呢?
一动不如一静,请动"国母"不容易
1948年底,由"陕北权威人士"——也就是毛主席的化名发布的"论战犯名单问题"的电讯之中,蒋宋家族多名与宋庆龄有着血缘之亲的人,如姐夫孔祥熙、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等赫然在列。
而彼时的宋庆龄正安居上海,拒绝了来自家族和国民党多名要人前来劝说自己远走海外的提议,守着这块自己出生成长,再熟悉不过的繁华大都市。
她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向来恩怨分明,尽管自己属于不折不扣的大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要打倒的对象,族中亲友也很快面临在国内无法立足的境地。
对于宋庆龄自己,共产党和毛主席都保持着极度的尊敬,她在上海是安然无虞的。
其实早在4个月前,看清时局的各地民主人士已经陆续北上,纷纷前来和中共领导人会面,以求在将来的政协会议中争得一个宝贵的座席。
对于宋庆龄自然不需要去"争"这个待遇,共产党早已把最尊贵的位置虚位以待,一切只看宋庆龄自己的考虑。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
据称,周总理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这份毛周联合致宋庆龄的电文内容如下:
庆龄先生: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尽管毛主席和周总理联合签署的电令足以代表共产党方面至诚之意,见到这份电文的宋庆龄却不为所动,她以病情相拖,回复共产党自己"经长时间考虑,一动不如一静",婉拒了邀请。
要了解到的是,这个时候上海仍然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而此前蒋介石出于和宋庆龄长久的积怨,已经传出有过暗杀宋庆龄的极端计划,只是因为不慎让宋美龄得知而不得不放弃。
如果宋庆龄在共产党还没有掌握全局的情况下贸然行动,蒋介石是否会狗急跳墙,恐怕难以预料。
因此宋庆龄依旧专心于自己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对于中共究竟如何对待自己,不愿有过多考虑。
女将出马,皆大欢喜
时间到了5月份,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宋庆龄的人身安全可以说是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
民主人士中的名流宿儒如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人纷纷致电,请求宋庆龄北上参会,对于这些大人物的恳切言辞,宋庆龄仍以不咸不淡的"养病"之拖予以婉拒,她要等待来自中共方面的当面直接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颖超作为共产党内外地位和声望最崇高的妇女代表就不得不出场了。
当然,单凭邓颖超一人的地位,实在依然无法保证能说动宋庆龄,所以中共又安排了一位重要陪同廖梦醒,她是宋庆龄旧友、同样死于国民党右派毒手的左派领袖廖仲恺之女。
二人手持毛主席和周总理致宋庆龄的亲笔信南下上海,对于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毛主席的亲笔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而周总理的信则是这样写的:"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足见宋庆龄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
来到了上海的邓颖超和廖梦醒果然见到了宋庆龄病患缠身的样子,除了遗传的荨麻疹之外,她还患有重感冒、神经痛、高血压等疾病,甚至到了不得不卧床休息放弃工作的地步。
只不过对于邓颖超亲自登门,又带着中共最高礼遇的邀请函,宋庆龄依旧对北上之事提出需要"仔细想一想",甚至提出了去苏联疗养的请求。
看来问题不在于接待人的地位上,那么造成宋庆龄迟迟不愿动身的原因又会是在哪里呢?
在宋庆龄密友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的协助下,邓颖超终于了解到了宋庆龄心中对于共产党存在的其他芥蒂。
原来解放军进入上海城中,曾经尝试征用宋庆龄的住所用于部队宿营,不知道房屋主人身份的部队官兵语气上比较强硬,一名排长宣称:"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兵来搬走东西。"
所幸了解这一情况的陈毅市长很快先是致电,后是亲自登门向宋庆龄致歉,此后邓小平和饶漱石又再次登门致歉,并派兵对宋庆龄的住所加以守卫。
宋庆龄还对孙中山故居的一个老仆人遭到错误拘捕感到不满,邓颖超在了解了详情之后对宋庆龄解释了这场误会,老仆人也得到了释放。
史良又暗示,宋庆龄还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而对于她那素不关心政治的幼弟宋子安,也有一处私产被人民政府接收了。
其他又有南京中山陵的维护、自己出席政协的身份等问题疑虑,都需要共产党方面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明了宋庆龄不愿北上的曲折缘由之后,共产党和周总理迅速给出了解决方案:华东局送来了必要的生活经费,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对于宋子安的财产交由宋庆龄代管,中山陵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
周总理最终嘱咐邓颖超,专心促成宋庆龄北上,其他事项等到了北京,他将会亲自讲解各种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并对所有误会再次"予以解释和道歉"。
至此,宋庆龄基本上已经认可可以出席政协会议,只等选择合适的时机,便可由邓颖超和廖梦醒陪伴赶赴盛会。
最终根据政协会议的日程表和宋庆龄的实际状况,上海铁路局为其准备的头等卧车定于8月26日启程。
在北京,周总理也已经备好了一座方巾巷的二层洋房,作为宋庆龄的住所。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又一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尽管在离沪赴京之前,宋庆龄曾专门致函邓颖超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周总理对于前两点给予了爽快的答复,而对于第三点,他却希望宋庆龄自己提出到站迎接的人选,以便不太唐突。
经历了火车两天两夜的行驶之后,这辆发自上海,万众瞩目的专列终于陆续开进了当时的北平,令宋庆龄没有想到的是,车站欢迎场面竟然如此隆重盛大。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高层领导和故旧老友几乎尽数到场,朱德、周总理、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蔡畅等50馀人组成庞大代表团和宋庆龄纷纷挥手致意,晚上毛主席还得意为宋庆龄准备了欢迎晚宴。
原定只在北京停留一个月的宋庆龄最终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开国大典上,她继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之后,第四个,也是作为第一个女性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看见城下游行的群众队伍,高高举起她丈夫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并列,见证中国的新生。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