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社会矛盾层面来看，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会面临的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间，我国人口数量由原来的5.4亿增加到9.69亿，呈现出爆发型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人口过多的压力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逐渐显现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现时段我国尖锐的人口增长与物资短缺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章程。

由此，我国将计划生育工作当做控制人口问题的战略性任务持续战斗至今。

早期计划生育观点的提出

其实关于我国计划生育问题的思想起源时间并没有上文中具体采取措施时那样晚，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国家领导人就已有大致的人口控制意识了。

1957年3月，在党中央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作为发言代表率先提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并说道：“其实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这一发言迅速引来了会场中包括周总理、刘少奇在内的中央领导的赞同，毛主席也表扬道：“关于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我们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实验，马寅初今天讲得非常好。”

在之后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中，毛主席同志更是就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了一个由政府、群众组织、技术服务“三位一体”共同建设节育部门的组织构想。

所以有关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在一开始本是有着强劲的后盾推力的，可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才会使之出现了长时间的搁置呢?

对于中国整体的计划生育策略开展，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在其最终走向上又抱有怎样的观点和想法呢？

“反右”政治斗争风暴袭来——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

建国后，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一面致力于为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及人才专业素养做出有效成绩，一面在不断深度研究国家人口问题，其着重点更是放在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之关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一论题上。

在发表自己的人口理论之前，马寅初曾于1955年先后前往浙江、上海等地进行过深入的人口数量实践调研，并由此发现了我国在人口基数和增长率方面可能会出现的巨大经济弊端。

于是以大量的调查数据作为支撑，马寅初得出了：“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会让国家感到棘手的问题”的结论。

为更好地达成并实现自己总结出的解决方案，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课题后继续多次于公开会议中就人口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表示：“今天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素养，那么就必须要达到生活资料的增长比人口增长快这个目标。”

对于实现的有效性，马寅初还认为：“控制人口一定要由政府来领导，这件事情也只有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并且受到百姓的拥护。”

经过多次的修订、整改，马寅初将自己在几次会议上的观点和发言归纳完善后，以《新人口论》为题刊登在1957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完整的新人口理论中，一再强调了“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拖得愈久，越难解决”的结论。

这时马寅初得到的社会反馈还大多是积极认可的，许多有过此类研究的读者纷纷给他写信说新人口理论真正地体现了具有未来性征的国家百年大计，年轻人们也开始提倡晚婚和节育的实行。

但好景不长，1957年下半年，我国国内的“反右”政治风暴开始袭来，马寅初也因此被卷入这段祸端中。

最开始的时候，有人先是在《人民日报》中以匿名的方式放出针对性文章，说不允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来搞政治阴谋；之后越来越多的批判性话语开始涌出：“马寅初以学者的身份作为幌子，疯狂进攻社会主义；新人口论是阶级斗争的动向，为的就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更糟糕的是，当时欲窃取高位的康生、陈伯达等人明里暗里还干了不少煽风点火、蛊惑人心的事，希望将马寅初一举打为右派。

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陈伯达公开发难道：“马老要做检讨”，几天后《光明日报》等报刊跟着这一动向开始掀起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风潮，一时间难以平息。

同年7月1日，康生来到北大作报告时，不怀好意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他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一向刚直的马老听到如此尖锐的话语后，大声驳斥：“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至此，有关人口论的问题被彻底激化，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

之后的多年里，马老一直处在反对和制止的批判声中，自身向外对计划生育信息的宣传也处在一个被封锁的阶段。

在动乱时期当中，有关新人口论中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从来都是被抨击的对象。有了马寅初的例子在前，众人皆不再过分提出控制人口一事，我国人口计划生育的理念也就被推缓了多年。

周总理为马寅初打抱不平

当马寅初新人口论思想被炒得沸沸扬扬时，周总理挺身而出，说道：“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归为‘右派’”；同为经济学家的陈云也随声附和着。

周总理的一番话也实在是精明，既表明了自己站在新人口论这边的立场，也透露出马寅初在学术界中的权威性、思想的正确性。有了两位领导人的支持，马寅初才从众多反对声中顺利躲过了“右派”一难。

1966年，一些曾经的文化学者们被当做了首要批判对象，马寅初便首当其冲。

那时马寅初的家周围经常会围着一堆“造反派”，高声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学阀权威马寅初”的口号，这样的场景看了让人感到十分担忧，马老的安全问题难以得到保障。

万幸，也是由于周总理对人才的特别关照，马寅初又一次避免遭难。

“我不是不赞成节育”——被误解的计划生育观

如果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口水炮弹中被逐渐淹没在有周总理等人的支持，那么毛主席的计划生育观便是属于他自己的单打独斗。

很多人都认为马寅初提倡的节育风潮是在毛主席“人多力量大”的态度下才会被肆无忌惮地抨击，更出现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认知有失公允。

相比其他领导人，毛主席从一开始也在计划生育方面给予了较大的重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强调：“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拥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

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继续指出：“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减少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增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育。”这个设想，暗含了计划生育早期的科学观。

那么对于毛主席“人多力量大”又是自何而起的呢？其实“人多力量大”是一种在特殊语境之下的误解。

我们先来看看属于毛主席的计划生育观点，1958年1月，为讨论今后一年的经济预算计划，毛主席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在其中谈到人口问题时他说：

“如果要说我们国家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或许现在农民对于节育还没有意识，恐怕要到7亿人口时才会紧张，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二者要成为风气”。

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毛主席对计划生育并不反对，呈现的态度也十分积极，只不过在控制人口的时间节点上，他还没有深度地进行推敲，实施方式也较为简单。

除此之外，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还提及了人的死亡问题，从当时的中国国力观测情况下来看，比起节育，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客观上更有利于“代际更换”，这对新中国的持续强力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比起马寅初那时的新人口论，毛主席更多地是从国家目前的整体发展来暗示自己的计划生育观，两者之间都有巨大的现实性。

1958年4月，毛主席在《红旗》杂志上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除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的就多，热气高，干劲大。”

为了积极配合宣传，《红旗》杂志便顺势发表了《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文章，于是“小社变大社，人多力量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

“人多是好事”的传言一经流行，大家都将这句话作为人口增生的依据来实行，毛主席的人口论也因此被误解走偏。

所以，就人口控制方面，中国并未在最初的起点上出现本质的思想错误，很多时候，一件事情从提出到着手实行再到基本实现的确需要历经种种困难。

我国的计划生育措施发展至今已出现了较大成效，无论是马寅初坚持的新人口论还是毛主席的生育观，都在随着时代变革而逐渐地进行相应采用或舍弃，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修正和完善也一直处于进行时。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