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林彪搭班子五年半，第一次激烈争吵后，此后再难交心

1932年3月，中革军委重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提升红4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数月后改称军团长；下辖红4军、红15军，全军团总人数近万，为中央红军主力军团。是时，林彪还不到26岁。或许正是因为军团长太年轻，中革军委为红一军团配了个大林彪7岁的政治委员——聂荣臻。

这位来自川东小镇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吴滩的开国元勋，是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1924年10月，聂荣臻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3个月后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其间，在他和王若飞的介绍下，同班同学、原孙中山警卫营营长叶挺成为中共党员。

1925年9月，因中国大革命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军事干部，聂荣臻经海参崴回国，被组织上派往黄埔军校，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的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

聂荣臻回忆：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林彪，那时他还是个刚刚进校的入伍生。

"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黄埔军校职务，先后调任中共广东区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军委书记、第11军党代表、广东省军委书记；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0年5月，中央调聂荣臻回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当时和他一起在特科担负镇压叛徒、特务任务的，还有陈赓。

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奉命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委。

由此始聂荣臻与林彪共搭档了五年半，直到1937年11月八路军第115师分兵，两人才各奔东西。林彪率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聂荣臻率一部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是与林彪共事时间最长的政委。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知人善任，深知林彪性情孤傲、年轻气盛，非得聂荣臻这样资深稳健、坚持原则的政委，才能防止他跑偏。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这两个军政一把手就在执行城市政策问题上发生争执。

那是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后，部队分散到周边各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

聂荣臻回忆说："可是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这次我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而在漳州前线发生的分歧，的确是原则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当时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我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我说：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我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更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此后在长征路上，两人还有过几次事关原则的争吵。吵后虽也相安无事，但聂荣臻明显感觉到跟林彪交心更难了，有些话只好跟参谋长说说。

搭档五年半，两人指挥红一军团、八路军第115师，从中央苏区一直到平型关，打了许多漂亮仗。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谈起这些战绩就说林彪会打仗，光环在他一个人头上闪耀。事实上，战争年代的政治委员，没有不懂军事的。而且，在作战决心上，一个部队的政委有最后拍板权。更何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是经过苏联红军学校深造的，不仅在香港、天津、上海做过整整4年的白区地下工作，还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军委书记，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他是十大开国元帅中唯一组织、领导了两次重大起义的，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阅历和经验。八路军第115师分兵后，他带着3000人在敌后开辟出偌大一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是个例证。

对林彪知之甚深的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如此评价说："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毛主席一直很欣赏林彪，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林彪至少有两次表现也让他感到失望。一次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原本不同意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曾和聂荣臻一起向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建议坚持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但在遭到严厉的批评后，林彪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卖力地执行起"短促突击"战术，并于1934年的6月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李德等对此很是赞赏。

再一次是四渡赤水之后，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信，埋怨毛主席尽带红军走弓背路，而不是按军事常识走弓弦，走捷径，提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带领红军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重返领导岗位不久，林彪向他的军事权威挑战，这给他的刺激很深。在"会理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训斥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并没来由地指责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他鼓动起来的，是对失去中央根据地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关于这场著名会理风波的始末，没有谁比聂荣臻更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主席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避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主席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会理会议上，尽管彭德怀作了申明，说他事先不知道林彪给中央写这封信。但林彪却不吭一声，所以毛主席始终把这笔账记在彭德怀头上。

此后，毛主席曾三次在不同场合重提这事儿，林彪依然三缄其口。直到24年后—1959年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又第四次提起彭德怀长征中鼓动林彪要他交出军事指挥权的事。这时林彪才插话说：长征中他给中央写信要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彭德怀背了24年的黑锅，这才卸下。

或许正因为林彪在毛主席眼里不过是个娃娃，早早就得到毛主席的原谅，会理风波之后，林彪的提拔使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29岁时一身兼了红军大学校长、政委两职。指挥八路军第115师打平型关战役时，他刚进而立之年。1946年6月，毛主席索性把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三副担子全交给了40岁的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