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身在绥远的董其武听说蒋介石亲到北平，当面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担负华北方面五省二市的军政责任，别人都纷纷打电报向傅作义表示祝贺，唯有他不但没有拍发电报，反而内心里替傅作义焦虑不安。

董其武想，傅作义的部队官兵，行政干部人数不多，人才更少，维持察绥两省尚可，担当整个华北，则力所不及。而且傅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何厚爱于他？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政府官员，傅作义岂能得心应手，随意驾驭？只不过因为蒋系部队节节败退，处处碰壁，东北岌岌可危，华北摇摇欲坠，蒋介石抓耳挠腮，权衡再三，只好拖着傅作义到华北支撑危局。这种情形，傅作义未尝不了如指掌。

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有一次在北平西郊半壁店"剿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董其武也从绥远飞过来参加了。会后返绥之前，在西郊傅作义的官邸，傅、董二人又关起门来谈了很久。

最后，傅先生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以颇为沉重的语气对董其武说："其武，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头。"

董其武关注地说："已经走上这条路啦，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傅作义踱到窗前，向远处出神地望着，沉默了片刻，像悟出一条真理似的说："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

这句话既像是安慰董其武，又像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傅作义很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在蒋政权的乌云笼罩下，军事上将骄兵堕，失城陷地；政治上官贪吏污，结党营私；经济上民生凋敝，罗掘俱穷。傅作义目睹着这些近乎绝望的事实，而双肩负着万钧重压，不能不思考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傅作义与董其武的谈话，虽然董其武当时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已经感觉到傅作义内心明显地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正在萌发着变化的新芽。

一、董其武对国民党的不满，在很早以前便埋下了种子

给他最强烈的刺激是1940年"五原大捷"之后，董其武以暂4军军长的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的情况。第一次见到参谋总长何应钦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不过，你们的武器太差，这次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美式装备。"

董其武听了满心高兴。

不料几天后第二次见面时，何应钦突然问董其武："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唯？"

董其武一愣，说："我不知道。"

何应钦勃然变色，厉声说："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个都不知道？"

董其武说："我确实不知道，以后注意吧。"

在要回前线，向何应钦辞行时，何应钦说："现在国家很困难，武器只能暂时给你补充一部分。"

当即交给董其武一张领取武器的凭单，董其武双手接过一看，心顿时猛然往下一坠，仅仅是轻机枪27挺，步枪300支！

董其武后来回忆说："我很难过，怎么所谓'补充大部分美式装备'，就是这么点东西呀？"

让他更难过的事还在后面，等他回到招待所，与他住在同一间寝室的胡宗南所属的第16军军长董钊高兴地拿出一张领武器的凭单给董其武看，全军的武器装备全部换成了美国货，差点没把他当场给气晕过去！他这个刚刚参与打了"五原大捷"的有功之臣，还赶不上一枪不放，长年专门紧盯着延安的胡宗南的"中央军"。

董其武心想，上面这样厚此薄彼，大概因为我们是只打日本人，不打共产党的杂牌军的缘故吧。

1949年1月21日夜，董其武从广播里突然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虽然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但这一天真的来了，仍感到有些突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

在北平围城期间，董其武曾两次向北平"剿总"司令部通话，都不是傅作义本人接的，而是他身边的高参，一次是王克俊（华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一次是阎又文（华北"剿总"司令部秘书兼政工处副处长，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告诉董其武，傅老总很忙，心情很不好，让董其武听候安排，牢牢掌控部队。此外，便不再说什么。

这时候的董其武表面镇静，内心却有些惶惶然，这时他最想了解的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详情，随即向傅作义官邸打电话，要求傅作义派架飞机到绥远，接他到北平看看。

22日，董其武飞到北平，立即赶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一见董其武的面就说："我现在忙得来焦头烂额，你不好好待在绥远，跑来干什么？"

董其武说："正是这样的时候，我才要来看看你。"

傅作义说："你来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说一说。"

傅作义从他这一年的11月初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说起：

那时候辽沈战役刚结束，傅作义奉召去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徐埠会战的部署。傅作义一到南京，看见到处已是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在那样的形势下，蒋介石想抓紧傅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蒋介石对傅作义自然是优礼有加，特派蒋经国和何应钦代他到机场迎接。傅作义下榻后，何应钦与傅作义密谈，称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蒋介石已内定，调傅作义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交由傅作义节制指挥；华北的军队主动南撤。何应钦表示，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作义对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要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此后，蒋介石邀傅作义到他的官邸，参与小型高层秘密会议。一开始，蒋介石把陈诚、熊式辉大骂了一顿，把丢掉东北的责任，全部推到二人头上。接着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对傅作义表示慰勉有加。随即把何应钦向傅作义转达的意见，又亲自向傅作义说了一遍，并相信傅作义决不会辜负他的重托。

傅作义当然明白蒋的用意，又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当即向蒋介石郑重地作了如下表示：一、华北局势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悲观绝望；二、对扭转华北的危局还有办法；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施，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

傅作义后面几句话深深打动了蒋介石，他当即表示尊重傅作义的意见。

傅作义对董其武说："我回到华北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一再说：要遵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局势，但从内心却认定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绝不能再靠这个政府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如果我们再参加内战，就无以对国家，无以对民族。再者，北平是中国的文化古都，一打起来势必造成极大破坏，要落千古骂名，我傅作义决不能干这样的事！所以，我就让大女儿冬梅通过和中共中央已经接通的关系，给毛泽东去了电报，请派南汉宸或其他代表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董其武虎地站起来，激动地说道："老总，北平的结局直接关系到绥远的命运，不管形势如何变，我向你保证，老总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

傅作义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谅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随时要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有可能要打死我。"傅作义接着又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先生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软硬兼施地劝我率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了蒋先生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飞来北平，劝我抛开中国政府，直接接受美援，他保证美国海军全力支持我。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办得了。'"

傅作义又说："其武，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嘛，现在呢？不要看目前共军控制的地方还小，照眼下这样形势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全国都要姓共了，家属再往哪里送都不是办法。除非你有很多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说到这里，傅作义加重了语气说，"现在的局势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二、"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作义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次是以更加郑重地语气重复地讲的。此刻我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并得到明确启示

这时，我马上急切地询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泽东之后再定吧。"

我眼巴巴地盯着他说："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先生点头表示同意，他接着又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光是几句话就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就这样，经过我和傅先生这一次长谈，绥远的去向——坚决跟随傅先生走人民的道路，就定下来了。对我来说，剩下来的只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

就在董其武飞到北平的当天晚上，傅作义在西郊官邸设宴，既是为董其武接风，也是为石觉饯行。于是，3个各怀心事的重量级人物就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边。

董其武后来回忆："石觉的脸色极为难看。"

石觉回去，当然会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况向层峰报告，于是，"董其武在北平帮助傅作义筹划起事"的消息不胫而走。

阎锡山素来疑心重且小气，听了这样的报告不断董其武的饷，倒是奇闻了……

阎锡山断了绥远的接济，没了粮饷的董其武十分艰难。绥远人少地荒，部队到了春天还没有单衣，没办法，只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来，充作夏季军服。官兵每月的菜金只有两元。向广东政府催要饷项，却是没有回音，只是连电董其武离开绥远前往广州"开会"。

这种"会"哪个敢去开？要说董其武当时怎么算也还是国军编制，就冲阎锡山断粮这一手，不造反也要给逼反了。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与共产党方面的接洽却出了问题，绥远重新倒向国民党出现了一线希望。

这就是发生在1949年5月的"刺杀共产党谈判代表案"。当时，中共派驻归绥的负责人潘纪文的处理略显过激，引发了双方的信任危机。

这时候，阎锡山见缝插针，派与绥远将领素有深交的徐永昌与时任空军副总司令的王叔铭赶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

作为蒋的高级幕僚，徐永昌忠告于蒋介石："阎先生其实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充其量他不过是委员长众多政敌中一位，而绝对不可能是卖国者。卖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从他肯大把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先生亦是比较清廉的，若是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很可能还会有帮你的时代。"

徐永昌在1932对蒋介石说过的这番话对阎锡山来说极其重要，可以说奠定了蒋介石以后与阎锡山多次合作的基础。

此番肩负阎锡山的重任飞到绥远后，徐永昌担心有不测之事发生，故不到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他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坐的专机飞到地处河套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降落，再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一并接来，劝诱董其武等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的目的。

时至今日，徐永昌手中也无甚拿得出手的牌可打，居然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说出"国民党还有很多在缅甸训练的军队，还没有拿出来""日本国际志愿军组织了几十万人"这样的昏话，完全是被局势挤兑得无可奈何了。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是操之过急，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张庆恩也从北平来到绥远，向特务作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渗入各支部队。有的组织不明真相的人在街头游行示威，沿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一路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

7月11日晚上，特务组织一帮暴徒竟然砸了董其武的喉舌《奋斗日报》报馆。董其武下令严查，最后查明是258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受特务煽动，带领30馀名士兵干的。

中统和保密局的特务形成合力，不遗馀力地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张庆恩甚至亲自出马，策动111军军长刘万春干掉董其武，拉队伍西撤。他们没有意识到傅作义部将领之间的感情深厚，彼此抱团，疏不间亲。刘万春虽不赞同起义，但政治态度的不同，并没有使他对董其武起杀心，反而是友情占了上风，他不仅未对董其武下毒手，反而向董其武密告其阴谋，让董其武提高了警惕。

这时，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董其武的儿女亲家郭寄峤的名义派了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兰州，和西北几省长官会晤。你不是不愿意去广州吗？兰州总可以吧，那里也不是广州能说了算的。董其武开始也同意了，而且人已经到了机场，可一路上左思右想，就在临上飞机时又陡然改了主意，君子不立险地，这个兰州不去也罢。

不料，这一改主意却产生了令人咋舌的效果。当天，那架原定董其武乘坐的飞机在会宁失事，全员死难，其中包括董其武派往兰州催给养的第32兵站分监部分监张良弼。

临难不死，董其武真是幸运！

三、盛传保密局的特务要"干掉董其武"，这起空难不免让人疑惑。

紧接着徐永昌和王叔铭飞到陕坝，派一架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前往包头接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3巨头前去会晤。

徐永昌是傅作义多年的好友，当傅先生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时、徐永昌是第33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二人交情甚笃。王叔铭和孙兰峰是山东同乡，又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同期学习过，徐永昌和刘万春有过一段上下级的关系。他们来后所采取的诡计是对董、孙、刘三人分别谈话，进行拉拢。

当时孙兰峰对起义持观望态度，刘万春则是明确反对。

会晤时，徐永昌先是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信交给他们三人。信的内容大意是：宜生兄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是形势所逼。北平解决，绥远突出，于你们不利。为全国大局着想，你们应将部队西撤，同宁夏､甘肃､青海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这有利于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请次宸（徐永昌）､叔铭前往和你们研究。

董其武对徐永昌说："我们感激代总统亲切关怀，部长和总司令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同意主力西撤，不过，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将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么意见。"

徐永昌见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只好说："你们向宜生请示也对，宜生对代总统是拥护敬佩的，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之后，徐永昌又分别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单独谈话。

事后，据刘万春回忆，徐永昌与他单独谈话的内容是："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本身力量有限，单独同共方谈判，他们不会重视你们。因为死了一名共方工会代表（笔者注：指王士鑫），就撤走谈判代表，这就说明共产党轻视你们。因为北平解决，你们绥远孤立，在地理上你们处于共方的东面和南面的包围中，殊为不利。为避免不利，可将主力西撤，在包头以东地区暂留骑兵部队协助绥东､绥南各县维持行政权，扩充各县保安团队，绥北有孙兰峰的骑兵，这样部署，主力部队西撤也不致影响绥远的安全。"

单独谈话后，徐永昌正式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此举，实质是夺走了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

离奇的是见面后，载着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的飞机再次出了严重事故！

结果，三员大将军表现各异，董其武屹然不动，孙兰峰怒目圆睁大骂老天，刘万春以一个敏捷的武术动作扑到地板上一动不动等死。

幸亏美军驾驶员身手不凡，技高一筹，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加油门而不是收油门，飞机才能抬头撞进一个土围子，冲塌了几十间平房，碾死碾伤了几十口老百姓，而没有低头坠毁。3位将军无一幸免，都受了伤，不过全都是脑震荡，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特务开始在归绥等地造谣，说董其武受了重伤，绥远国军马上要开赴宁夏等等。

这一来，绥远高层纷纷认定这次空难是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捣的鬼，对广州那边的绝情寒了心。原本动摇的人心，又倏地转向了北平。

直到今天，国民党情治系统，不论中统和军统的旧人都不承认与这两次空难有任何瓜葛。逻辑上说，就算想将"反叛之心已暴露无遗的"董其武杀掉，也不能把"忠于党国的"孙、刘二员大将搭进去呀，三巨头要是全见了阎王爷，谁带兵西撤呢？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两次空难实在太巧了，任何人处在董其武的位置上，也难保不做此想。

董其武晚年回忆说：

7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到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南京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能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

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的胜利。"

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吗？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要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

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

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

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

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后改乘汽车返包后，再改乘火车返归绥。

当时的绥远省与察哈尔省实为一体，均掌控在对傅作义忠心耿耿的董其武与孙兰峰手中。

文/星空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