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峰，字畹九，出生于1895年，山东省滕县人，18岁开始军旅生涯，后入黄埔军校，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骑兵总指挥，第11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9兵团司令官。

孙兰峰将军作战勇猛，性格暴躁而强悍，是个旧军队中常见的粗人。但是，"粗中有细"，他的一些言语举止常常颇有深意，令人读后有一针见血之感。

孙兰峰的山东籍贯在傅作义集团中算是个另类，因为傅作义是山西人，傅作义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中高级将领也都是山西、陕西和绥远人。山东人只有孙兰峰一个。因此，每当孙兰峰遇到什么不痛快、不高兴的事情，火暴脾气就发作了，就跑到傅作义的司令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孙什么都对，就是籍贯错了一个字！"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傅作义听见了一笑置之，也不生他的气。

孙兰峰一直是傅作义的部下，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据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一、在抗日战争中，孙兰峰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

孙将军晚年回忆道："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继续，是傅作义先生对我和董其武启发帮助的结果。我在傅作义部下任职30多年，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1936年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11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我们这些人也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和深感愧疚的。"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孙兰峰已经为解放军所败，率残部从张家口退到绥远，兵团司令部驻扎于包头。与董其武一样，他也是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的，没有从傅作义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他感到难以捉摸，内心中一会儿为傅老总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老总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

此后，有一些傅作义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包头。孙兰峰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消沉，一个很大的问题袭上他的心头，傅老总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当时他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而且更不愿把"投降"两个字与他崇敬的傅老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他的印象，他甚至对傅作义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

就在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轮番来找孙兰峰。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长官深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主动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时候，孙兰峰不在北平，而是带领部队远在包头。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心中大不以为然，甚至对傅老总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

孙兰峰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当我得知傅作义先生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心中很不以为然，开始时还认为傅先生坐拥重兵却不战而降，自毁了半世英名。"

孙兰峰于是对"起义行动"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愿合作，而是以生病为理由躲进了军医院。

为了促使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变态度与立场，傅作义下了大功夫，这年6月，傅作义专门派王克俊前去包头做孙兰峰的工作。

不料孙兰峰听了王克俊的来意后竟然说："在我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我不能轻信任何人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你既然来啦，住上一两天就回去吧！不过我提醒你，千万不要到部队中去，因为部队中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部队不完全听我的话，我对你的安全负不到保护的责任。"

王克俊回北平不久，傅作义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来绥远。张是过去傅作义兼任第35军军长时的参谋长，与孙兰峰关系很好。

孙兰峰坦然地对张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话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都好，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听。"

张濯清回到北平后向傅作义说："畹九（孙兰峰的字）倔强得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

的确，按照孙兰峰当时的想法，只有他看到傅作义，才能弄清楚傅作义的处境究竟如何，搞明白他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还有，他觉得只有傅作义才能比较好地收拾绥远这个残局。换句话说，不论起义或不起义，最好都由傅作义来主持决定。因为部队是傅作义带起来的，他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傅作义那样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大家能够获得统一的认识，采取统一的行动。

二、最后，傅作义只好自己出面，拍电报劝孙兰峰说："共产党待自己很好，对待你们也会很好的，率部起义是正确的。"

孙兰峰的回电则是："共产党的手段都是先甜后辣，开始时对你好，等时候过去了就要变了！"

弄得傅作义很是生气。

孙兰峰回忆说：

于是，在当时的绥远社会上流传出一种说法，绥远的军政人员划分为两派：一派是不愿起义的主战派，为首的是孙兰峰；一派是愿意起义的主和派，为首的是董其武。其实，我和董其武都是跟随傅先生多年的老人，我们都不愿做也不会做与傅先生的意志相违背的事。我们两个人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差异，而每个人对人对事采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会相同，表现在对待问题的反应和处理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事实。但是我们都不能离开傅先生自搞一套，即使想搞也搞不成，这是历史所决定了的。当时我心中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傅先生能亲自到绥远来，我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其实如前所述，他回去以后还是向傅先生表达了我的思想情绪，即是要傅先生亲自来绥远一趟。

这次孙兰峰与董其武、刘万春被飞机接到陕坝后，徐永昌单独与他谈话，开出了许多动人的条件，徐永昌带来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意见，任命孙兰峰担任第9兵团司令，113军军长刘万春任9兵团副司令，并企图把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隶属于他这个兵团司令部之下。另外，还答应再给孙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孙兰峰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

徐永昌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后方，最后我们一定胜利。"他并一再谈道，"傅宜生（傅作义的字）已经上了共产党的当。走错了路，你千万不能再上当受骗。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那时苏、美燃起战火．英、法、德、意都将站在美国一方，美国的军队和武器都比苏联优越和强大得多，而且还有原子弹。大战一爆发，肯定苏联必败。苏联失败，共产党还能成功吗？到那时，共产党不打自灭。"又说，"现在中央尚不愿同共产党最后决战，设法保存实力，以观国际变化。今后你们也要尽量保全实力，不要同共军硬拼。能打就打，打不胜就向西北后方撤退，只要不把力量消耗掉，早晚必有办法，希望你们采纳。"

没想到孙兰峰这个"粗人"却展现了自己"粗中有细，眼光透彻"的特点，一眼就识破了徐永昌等人的意图，没有上钩。

孙兰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知道，这些空头支票的数额越大、越诱人，它的真实性其实就越低、越假。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还是必须同他们周旋应付。"

积极主和的董其武则被"晋升"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实则是想逼他交出军权，将他架空，以破坏绥远走和平的道路。董其武一气之下，索性来了个"以退为进"，当即复电广州政府："请即选派贤能前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广州担心激出事端，再没有回电，此事遂不了了之。

三、相比之下，董其武最有斩获，他回到归绥后，巧施手段，居然从阎锡山手中"蒙"到了1900两黄金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士珍的独7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士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经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山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以武力阻击解决。"

我这样做，对南京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解决董其武的困难。"

绥远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开幕以前完成，直至8月下旬，起义仍未实现。毛泽东有些担心了，傅作义更是着急。经傅作义请示，毛泽东同意委托傅作义与邓宝珊等携带大批慰问现金，亲自莅绥推动起义进程。

1949年8月28日，傅作义从北平前门火车站乘专列前往绥远，随行有邓宝珊、张濯清、王克俊等人。中共派潘纪文专程护送。车到丰镇，绥东中共党政军领导均到站迎送，彼此会见，互相致意，并增派鲁志浩护送傅作义前往归绥。

专列到达归绥，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军政长官齐聚站台恭候。专列一停稳，董、孙、刘三人即登车向傅作义表示敬意，请他下车。

董其武说："老总回来我就放心了，现在同情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也越来越多，顽固不化的分子只占极少数。由于老总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马上乱了，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听了董的这番话，面带微笑，连连点头。

孙兰峰的心思却与董其武不同，他回忆道：

"1949年8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邓宝珊先生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我见到傅先生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那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作义下车后检阅了仪仗队，看到官兵们队列整齐，精神饱满，喜气洋洋，表现出对傅作义的尊敬和欢迎。

四、绥远是傅作义的发家之地，此次来绥，董其武安排傅作义下榻于省府他原来住的地方

待傅作义略事休息后，董其武即把绥远各方面的情况，向傅作义作了详细的报告，并开具了拟传见的干部名单，请傅作义审核。

第二天，傅作义分别传见了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并向官兵们发放了慰问金。

9月10日，董其武又陪傅作义来到包头，傅作义下榻于城郊皮革厂招待所，董其武住在城里的省银行包头分行，召集军师旅长齐往包头，分别进行谈话，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对绥远军政人员来说，好像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但他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分发慰问金和传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

9月10日傅作义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孙兰峰谈论起起义的问题。

他问孙兰峰："畹九，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有什么看法？"

孙兰峰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特别是协议规定：凡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区的我军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并均按北平和平起义人员对待，一视同仁，不咎既往。但只将河北永年的人释放回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如周钧、靳书科等多人，屡次交涉，不予释放。尤其听说在北平把你软禁起来。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如果起义只能造成这样的悲惨结局，我孙兰峰决不参加！"

傅作义听了孙的说法后说："这就是你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吗？怪不得克俊和濯清都说你非常倔强，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首先从我来说，我并没有被软禁过，那完全是特务们的造谣。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随便活动，而且还乘飞机到石家庄去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当然，某些地方做得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因为十个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嘛，有的长，有的短，怎么会一样呢？在河北永年的人员全部释放了，在张家口的就没有释放，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这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

傅作义接着又说："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经知道了，已对个别部门提出批评，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察哈尔省让他们赶快释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顾虑。"

听了傅作义的这段解释，孙兰峰仍不大相信。因为有人告诉他，共产党的手段是先甜后辣。所以，他又说："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共产党绝不会使用我们这些反动派的，早晚必受其害。"

傅作义见孙兰峰固执如此，也有些不高兴了，淡淡地说："那就等着以后用事实来说明吧！"

仅过了一夜，傅作义再次召孙兰峰前来谈话，直截了当地对孙说："目前全国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地方也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呢？不管共产党对我们怎样，这样不得人心的内战，我们是不能再打下去啦！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过去天天说为人民，实际上是摧残压迫人民，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给特权豪门当保镖。所以得不到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我们遭到失败。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一切全是为了人民，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能够成功。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和出路都是光明的。"

傅作义这一段话对孙兰峰触动很大，但还是不大相信。

孙兰峰说："从道理上讲，傅先生的话很对，不过我听说傅先生在北平的和平解放，弄得一个人也没有剩下，甚而有些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如果我们再同傅先生一样，就都得跳黄河淹死得啦！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而这次的条件不能同北平的条件一样。必须是部队不能再解散，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们的人一律释放，并按起义人员对待。"

傅作义听后说："绥远这次起义和北平和平解放不一样，毛主席指示，绥远起义是另一种方式，就叫做'绥远方式'。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是包下来，一包到底。在张家口关押的周钧、靳书科等人，已由党中央通知察哈尔人民政府全部释放，并都按起义人员对待，一律既往不咎。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只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些条件比你要求的还要好得多，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孙兰峰说："如果共产党能像傅先生说的那样，真正说话算话，我们的干部和部队都有了保障，我就再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了。不过我更相信一句话，口说是虚，眼见为实。"

第二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