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扩编，将官名单一经发布，叶挺只升一级让众人义愤填膺
1926年年底，副军长陈可钰接连召开几次团以上的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专题讨论武昌战役中提出攻坚战术问题。
这时驻在武汉的第四军和第八军正在为大幅度扩编部队进行准备。陈可钰由于痔疮病久治不愈，已请准辞去军中职务，去上海治病，行前组织了这次讨论会。开会目的有两个，一是总结北伐作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攻城作战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作战提供借鉴；另一个是在这次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依据论功行赏的原则，为扩编部队选拔各级干部，提供酝酿线索。
因为事关升迁，会议气氛很紧张。会议的主持者是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因为陈可钰病休以后，第四军的日常事务由他代理。但陈铭枢在第四军中威信并不高，许多中下级军官认为他能力平庸，对于军纪又失之松散，又好出风头，常常热衷于争强斗胜，不少人说他"不像将军倒像政客"，"有政治野心"。
眼下又要搞评功摆好了，陈铭枢故态复萌，又来了那股子争劲儿。他说过几句开场白之后，跟着就摆起了他的第十师大战武昌的英雄业绩。接着，语惊四座地提出一个十师二十八团首先打进武昌城的新鲜论点。那个争功抢赏的气势，真是咄咄逼人。
张发奎对陈铭枢的自我标榜历来不买账，这会儿听来更觉得讨厌。他认为自己的第十二师虽然只有三十五和三十六两个团参加北伐，但由于自己指挥高明，他的部队由共产党员主持的政治工作也比十师来得活跃，因而一路打来士气高涨，围攻武昌之战，斩获尤其显赫。再说自醴陵战役以后，叶挺独立团一直归他指挥，该团首先进入武昌城，已是尽人皆知。因此，他对所谓十师二十八团首先进城的说法断然不能接受，而将陈铭枢篡改叶挺独立团首先进城这一事实，认为是故意对他的挑衅。
对于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所起的骨干作用，张发奎心里明白，只是由于门户偏见，怕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他一直不愿意公开评论。但今天的情形就要另当别论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出一出陈铭枢藐视他的这口气，又避开他的对手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弊端，便一反常态地颂扬起叶挺独立团来。
张发奎说，10月10日独立团首先进城，早已成为公论。该团不仅进城最早，打巷战也进展得最快，蛇山要塞也是他们捷足先登，这对于解决全城敌人，起了关键作用。而且，9月5日攻城虽未奏效，但该团官兵留书攻城的美德却激励了全军。继之该团又首创地道开掘，地下战法虽因情势演变未能如愿，但却导致敌人开城出击，使该团得以在敌军出城后将其大部歼灭。此战对守城敌军的瓦解作用尤其显著，导致敌军斗志衰败。
张发奎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了。他为了强化自己的论点，又把独立团奉命选遣，单枪匹马打进湘南，以及后来在湘中和鄂南诸战役中的各种独特的建树，也都不厌其详地回顾了一遍。
陈铭枢预料张发奎肯定要跟他争斗一番的，但对他如此不遗馀力地帮助叶挺独立团说话，却是始料不及的。他盘算了好一阵子，才弦外有音地对到会的团长们说："请诸位考虑考虑，如果把北伐战争的功绩都归给独立团一家，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
陈铭枢这话是针对着张发奎的痛痒发出的。因为自从北伐军进驻武汉以来，张发奎对舆论界给予叶挺及其部队的"北代名将"和"铁军"等诸多称誉，颇为妒忌，为此他曾几次三番地找到同病相怜的陈铭枢，和他一起发泄不满。陈铭枢揭他的这块伤疤，意在促使他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弄得晕头转向，忘了亲疏界线。如果是往常，这话是足以打动张发奎的。但此时此地张发奎确实有点被陈铭枢气糊涂了，听了这些"知心话"，也觉得很不入耳。于是，他顶上去说："但我以为，如果没有独立团的汀泗桥后路包抄、贺胜桥的中央突破和武昌城垣的拼死鏖战，恐怕直到今天我们谁也不能坐在这个地方高谈阔论，信口开河！"
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陈可钰，如坐针毡。他看着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唇枪舌剑，吵闹不休，直急得大冷天里冒热汗。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和口吻告诫他的部下，古往今来称得起兵家大忌的，莫过于战前畏敌和战后争功，而两者之中危害最大的尤属后者。他要求他的部属们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争雄斗气，而应把注意力放在会议的宗旨上，着重探讨北伐作战的得失利弊。陈可钰一边说着话，一边把期望的目光投向叶挺，他相信在这个场合里，只有叶挺可以拿出一个冷静的见解，帮助他端正一下会议的方向，澄清一下污浊的空气。
叶挺对于陈铭枢的自吹自擂和张发奎异常的"公道话"，都没有好感。他觉得不管这些人口头上说什么，他们骨子里都是沽名钓誉，争个人的高低。他心里不高兴，原本不打算说什么，但因陈可钰一再示意要他发言，只好遵命行事。
叶挺说，由于北方的张作霖军事集团尚待消灭，北伐战争仍然任重道远，才有必要总结经验，剖析战例。如果我们内部相互争执，高级长官追逐虚荣而乐此不疲，那就失去了革命军的本色，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其影响所及，只能徒然加深内部矛盾，削弱自己的力量，危险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叶挺的话，说得陈可钰和在座的团长们，无不为之动容，也使陈铭枢和张发奎发现，他们之间的这场角斗，实属无聊，不得人心。陈可钰趁势接过话头，要求到会的师长团长们多作军事探讨，这才把会议纳入了正轨。
这次会议之后，北伐军部队进行了扩编。第四军的第十二师升格为第四军，第十师升格为第十一军，张发奎和陈铭枢官升两级，都当了军长；蔡廷锴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戴戟的第十师第三十团，黄琪翔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分别升格为第十一军第十师、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四军第十二师，戴戟和黄琪翔也是官升两级，分别当了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师长。叶挺独立团虽然也改成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但师长却不是他，而是由原十二师副师长、现任十一军副军长朱晖日兼任，叶挺只当了副师长。
第四军这个将官名单一经发表，广大的中下级军官们，不管是不是独立团的人，都为叶挺鸣不平。反映之强烈，可以说是义愤填膺。他们说：叶挺不仅和黄琪翔、戴戟一样都是团长，他还是相当于副师长的独立团的团长，有口皆碑的北伐名将。为什么黄琪翔和戴戟都升了两级，当了师长，叶挺反而只升一级，被压为师的副职？这实际上等于原级未动，太不公正。人们迷惑不解地猜测着，在谁都承认北伐的第一功应该归于独立团和叶挺的今天，竟会出现这种硬仗归叶挺部队去打，升官的却是别人的怪现象，是不是因为叶挺是共产党员，有人把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的罪恶之手伸进了第四军？
叶挺为人敦厚，治军极严，名望很高，在各级军官中有许多好朋友。其中有些人是他的同辈友好，更多的人则是有志于军事和崇拜能征惯战者的年轻军官。这些人和叶挺常有交往，而这些天，由于那个将官名单引起的怨愤，他们纷纷来到叶挺家里，向他表示同情和慰问。
叶挺一如往常，显得很安详。他劝说这些朋友，对这件事不必过分介意。因为，目前的这个安排，从根本上讲，反映着国共两党合作当中，共产党人虽然在政治上起着把握方向的重要作用，但在军事领导方面并未掌握多少实权的实际情况，不足为奇。但他同时提醒人们注意在革命高潮中，革命阵营中左右两派斗争日益深化的种种迹象，注意像周恩来等一大批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刘杨乱等广东战争中作出卓越成绩的共产党员，在北伐之前被赶出第一军的那种事情，会不会随着某些右派首领的步步高升，权力越来越大，被如法炮制地在整个北伐军中加以推广。
至于他本人的职务，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作为一个身兼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人，仍能留在军中为北伐战争服务，已属万幸，怎么可以与单一身份的国民党员相比呢？他还表示，从他的切身体验来看，带兵打仗兵不在多而在精。北伐中他指挥独立团作战，已感到要把2000人的力量发挥出来很不容易。如今当了副师长，职权范围扩大了几倍，便是用尽自己有限的精力，也未必能够调度好这样大的一支队伍。因此，从实际作战考虑，并不存在因职务局限而无用武之地的问题。1926年12月23日，叶挺和朱晖日一起，在武昌南湖举行仪式，分别宣誓就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和副师长职。接着他便进行扩编工作，组建师团指挥机关，调配各级主管军官人选。
这个师是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扩建的。除了将独立团直接改为第七十三团以外，还从该团调出许多干部分配给新建的七十四团和七十五团。在扩编工作中，叶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贯彻为党培养锻炼军事干部的任务，安排周士第继任他的职位，担任七十三团团长；许继慎接替周士第的职位，担任该团参谋长；在营、连两级之内，也安排了一些年轻干练的共产党员。
在武昌忙过一阵之后，叶挺又亲赴广东、湖南等地，为七十五团筹建营连分队。他在广州地区搜集一部分参加北伐作战的独立团伤病人员，组建了七十五团的第一营，委任年轻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孙一中担任营长。之后，又在湖南各地搜集一批已经痊愈的独立团负伤官兵，建成了七十五团的第二营和第三营。这两个营的主管人员，由原独立团的重机枪连连长练国梁、第六连连长袁也烈和监视队队长蔡晴川等分别担任。在中共广东、湖南区委大力支持下，短时间内为这个团输送了一批下级军官，补充了大量新兵，使这个组建新团队的艰巨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扩编部队大体就绪之后，朱晖日对上对外的交往应酬活动很多，叶挺承当起繁重的日常军务，主持制订出以新近进入河南南部的张作霖奉系部队为作战对象的整训计划，领导全师部队进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给养筹措等项工作，从各方面增强这支新编部队的战斗力，为第二次北伐出师作好准备。
但就在这时，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危险敌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骤然加紧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反共阴谋活动，给伟大的北伐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