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砂会议当晚，林彪给毛主席送急信，主席复信：你给了我很大感动
1929年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前委和红四军领导人中间围绕着建军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并由于各种因素的加入而变得复杂。导致这场争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红四军领导人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的认识分歧，而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因此这场波及了全军上下的纷争带有某种必然性，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
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部队处在险恶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无后方的流动作战，艰苦恶劣的物质生活，严重的战斗伤亡，以及因大量补充俘虏兵而造成的部队成分驳杂不纯，使得各种错误思想大量反映到党内和军内来。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口出怨言，生出了各种议论。围绕着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而中央的"二月来信"，则成为引发这场争论的导火索。
1929年4月3日，正在赣南分兵开展工作的红四军前委，接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的来信。这封信受到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加上当时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太了解，因而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要求红四军前委将部队分成小股武装，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
前委当即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主席、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来信的精神是消极的，所提意见是不适当的。4月5日，毛主席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毛主席说，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我们从去年秋天起就计划，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他特别指出："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
虽然中央很快改变了看法，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兵游击，却使红四军一部分主张分散游击的人增加了借口。4月8日，红四军主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前委继续开会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但朱、毛要调离红四军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毛主席决定，将"二月来信"和前委复信发到各支部，让大家进一步知道真相，辨明是非。部队中议论纷纷，有的人主张两人都不要走，有的人主张毛走朱不走，有的人主张朱走毛不走，有的人议论他们走了谁来接替。红四军本来就是由不同的部队会合在一起的，原先就存在着小团体主义倾向和意见分歧，这时便渐渐地表面化。谭震林后来谈到这场争论时，就认为是"二月来信"引起的。5月初刘安恭的到来，使这场争论大大激化起来。
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四川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5月初受中央军事部委派，到红四军中工作。
由于他是中央派来的，又是在苏联留过学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毛主席、朱德的推重。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立临时军委时又决定他任临时军委书记。毛主席常请他出席各种会议讲话，扶植他的威信。可刘安恭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很快就对红四军的一些原则问题随便议论，思想作风上也是热衷于抓权和搞宗派主义。陈毅曾劝刘安恭先好好做一些调查研究再说话，可他没有把陈毅的忠告放在心上，仍对前委的领导指手画脚，肆意攻击。
刘安恭的非组织活动在红四军的干部、战士中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一部分人拥毛或拥朱的不正常现象。谭震林后来回忆说，刘安恭这个同志，带兵打仗很有一套，但他刚从苏联回国，来到闽西工作以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先是按照中央"二月来信"里的悲观主义观点，散布"朱毛要离队"、"部队要分散"等错误意见；继而在红四军领导对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又怂恿"限制中共前委委员会权力"，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井冈山时期，由党中央任命的前委是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之下是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在红四军中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对军队和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下山的时候，前委书记是毛主席，红四军军委书记是朱德。红四军下山后，湘赣边界特委留在井冈山，前委随红四军主力一道下山并指挥红四军的行动。后来因为敌军围追堵截，情况复杂多变，前委与军委机构重叠，不利于遇有紧急情况时的机断处置，所以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指挥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
到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斗争局面的开展，各种地方性工作增加了，部队也数量大增，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颇感难以兼顾，鉴于这种情况，朱德提议复军委，毛主席只同意成立临时军委，任命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当时只有陈毅和林彪反对这个任命。
刘安恭就任临时军委书记不久就有惊人之举，竟然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一决定，显示出了一种脱离前委领导、与前委分庭抗礼的倾向。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毛主席决不能同意的。5月23日，刘安恭等代表红四军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份报告撇开了前委书记兼军党代表毛主席，从组织原则和程序上看，这样做是很不妥当的。于是，军委与前委的关系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并发展为争论的焦点问题。
5月底，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前委在这里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争论进一步公开化了。刘安恭等在会上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进而要求组建正式的军委。会上还有人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主张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对外布告以司令员名义发布，攻击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毛主席是不赞成成立正式的军委的，他主要考虑在战争环境中，领导的重心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对作战是有利的。他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是"分权主义"。
尽管争论日趋激烈，应该说，即使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恢复临时军委是诚心的，对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前委和红四军内部的分歧还是有信心的。他于6月1日在湖雷向中央写报告说："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但在6月8日召开的白砂前委扩大会议上，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
白砂会议的主要议题仍是讨论是否要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会上的争论主要在刘安恭与林彪之间进行，一个把锋芒指向毛主席，一个把锋芒指向朱德。他们二人唇枪舌剑，气氛很紧张。刘安恭发言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主席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现在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林彪立即予以反驳说，我给毛主席同志写了一封信，是专讲军委问题，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摆脱前委的羁绊。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书面意见。这份意见共四条：（一）前委、军委呈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入不生不死的状态。（二）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回答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他最后表示，请求马上更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毛主席坚意请辞，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尽管大部分与会者对毛主席的个人作风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真的要他离开前委，却是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在投票表决时，出席会议的四十一人中，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决定撤销临时军委。这样，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被自然免除，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临时军委虽然撤销了，但争论却仍在延续。不仅正式军委没有搞成，因临时军委的撤销连书记职务也丢掉了的刘安恭，对白砂会议的这个结果自然极不满意，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毛主席，继续坚持要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散布了许多挑拨朱、毛关系和攻击毛主席的轻率言论。林彪也在白砂会议的当晚，送来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六十年后，当时任前委秘书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江华还清楚记得："当天夜里，林彪给毛主席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主席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主席，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主席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林彪的这封信，言辞十分激烈。来信劈头就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他的这些话显而易见，都是冲着朱德来的。他还对毛主席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被深深地打动了。由于他对干部要求严，对一些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时毫不留情，方法上也有不当之处，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很多人对他有意见，觉得他过于严厉，作风不够民主，对毛主席所坚持的建军主张，多数人一时也不理解。毛主席处在十分不利的位置。他为解决党内分歧殚精竭虑，寝食不安，却又为得不到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而感受到一种奋斗中的苦恼。支持毛主席的人如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在党内占少数，而给毛主席写信，明确要求他不离开红四军者，唯有林彪。这不能不使毛主席感觉林彪这个人还是能看出问题的，是敢于支持正确主张的，同时也对争论的性质和主要分歧、争论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错误思想，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由于争论的各方都主张通过争论辩明是非，于是前委决定在党内开展争论，把问题拿到支部去讨论，并指定毛主席、朱德、刘安恭各写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经过几天的苦苦思索，毛主席于6月14日写出《给林彪的信》，系统阐明了自己对争论的看法。
在这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里，毛主席首先表示："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毛主席认为，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从构成上看，红军主要成分来自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只占了较少部分，毛主席提醒人们，认识这场争论"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而唯心主义则是种种错误倾向的思想基础。"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形式主义和分权主义同样也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毛主席断定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写道："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是"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四军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都是不相容的。"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毛主席在信中把争论的问题归纳为十四个方面。他认为，党的领导薄弱是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党的领导权未能绝对建立有两个原因；一是红四军是从旧日军队脱胎出来的，一些习惯于旧军队管理方式的人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二是红四军是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当时党的组织薄弱，因而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毛主席再次坚持了不设军委的意见，理由是红四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行军作战的游击状态，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没有必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来。毛主席还反驳了"党代替了群众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毛主席在信中还对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事技术和军纪问题、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最后，毛主席解释了自己辞去前委书记的原因，表明自己对错误思想作不妥协斗争的立场：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然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继毛主席之后，朱德也在15日写出《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信中对三个组织原则阐述自己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这一口号，必然使党脱离了群众，使党孤立，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对于军事机关的作用，朱德提出，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是党给的行政责任，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情况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朱德表示极端的拥护。但他也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了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他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他最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第三，他赞同在党内要执行严格的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全体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
朱德毕竟是位敦厚稳重的长者，他没有把年轻的林彪多往坏处想，认为他对自己的批评不管对不对，总是为红四军党的前途着想，是好事。所以他在信的末尾劝导林彪：我们四军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应有此次的斗争，要使四军党变为全国一致的新的组织的党，也要有此次斗争，要合乎国际共产党也必须有此次斗争，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请你不要消极，不要绝望，每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刘安恭在自己的文章中，继续批评党管一切的口号，反对家长制的包办，并提出"党内实行选举制"，"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
这三篇文章连同毛主席在白砂会议上的书面意见和林彪的信一起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红四军各级党组织本来就已对前委领导人的分歧议论纷纷，这几份党内通信的刊出，把各种意见公开亮相，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在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议论和争论沸腾起来，不仅对毛主席、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前委与军委的关系。萧克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