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见到毛主席，莫文骅历经了10年。其后，从长征到抗战，他一直不离毛主席左右，是毛主席精心培养的年轻干部之一。毛主席对莫文骅既有热切的鼓励，谆谆的教导，也有严肃的批评，但始终关怀备至，爱护有加，莫文骅也在伟人的呵护下，逐渐成长为我军出类拔萃的高级将领。他的军旅生涯，从创办红大、到创办、抗大，再到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与军队院校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莫文骅，1910年生，广西南宁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7军参谋，第19师辎重队队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7军直属政治处主任，上犹、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军委会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13师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宣传部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大学干部队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副政委，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1军政治委员，第14、第13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福州军区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从闻名到见面：历经十年

莫文骅最初听说毛主席的名字，是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当时，莫文骅的家乡广西南宁正是风雨飘摇、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年代。太平天国革命的遗风影响很大，农民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一时间，民变迭起。在那年，韦拔群从广州澎湃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在桂西北京兰、凤山一带，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在传闻中，莫文骅知道了这次农民运动已大大不同于太平天国，而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农民运动。而且知道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知道毛主席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

南宁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1926年12月，莫文骅在省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莫文骅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莫文骅经受了多次斗争的磨炼和教育，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由于他的机智应对，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1928年2月初，莫文骅被"无罪释放"。出狱后莫文骅回到家中，二姐夫邓绍棠(当时在旧军队中当营部书记)来看他。闲谈中，邓绍棠告诉他："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莫文骅第一次听说红军，而且听到是毛主席在领导红军，他十分高兴。回顾大革命的斗争历程，思索过去斗争的成败和得失，他深切感受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毛主席走的道路是正确的。1929年7月，莫文骅投考了由李明瑞兼任校长的广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分校)。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主席率领的红军会合"，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莫文骅作为红7军司令部参谋参加了起义。这也是莫文骅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主席思想的起点。

1930年10月，红7军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离开左右江地区，挥师东进。沿途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浴血苦战，到达桂东北全州时，7千人的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中共红7军前敌委员会接受这一严重教训，决定放弃攻打城市，取道湘、粤边区，到江西去找朱德、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1931年1月，部队在湖南道州听到了"朱、毛红军"在江西活动的确切消息，决定到江西去找朱、毛。

1931年4月，历尽艰险危难，被迫拆散分为两部分行动的红7军，终于先后到达湘赣苏区，与该区红军会师。湘赣苏区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苏区建设和军队建设都搞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刚到湘赣，莫文骅就感到耳目一新。

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莫文骅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学习毛主席的军队建设思想和毛主席制定的建军制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游击战争战术等，经过学习认识提高了，视野开阔了。

1932年7月，红7军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又经过第三、四次反"围剿"等实战锻炼，红7军发展成长起来。

1935年元月遵义会议后的一天，总政治部召开军民大会，毛主席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红8军团撤销，任红8军团宣传部长的莫文骅，在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听报告时，莫文骅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从听说毛主席的名字到见到毛主席，整整10年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莫文骅心情十分激动。

以后，莫文骅被分配到军委上级干部队任政治委员和红军干部团任政治处主任，在长征中紧随总直纵队行军，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才经常见到毛主席。

二、莫文骅与李特针锋相对，毛主席指示"莫文骅做的对，但要注意策略"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由四方面军的倪志亮、何畏担任，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们都未到职。学校由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任党支部书记，临时主待政治部工作。学校驻扎在毛尔盖西边的卡英村，离毛尔盖5公里。

一天，莫文骅来到李特住的小楼上谈工作，李特满脸不屑地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

莫文骅听了很是吃惊，当即表示不同意李特的看法，他反驳说："一方面军于部团在艰苦环境下转战了七八个月，饱尝了人间的艰难困苦，战胜了敌人，征服险恶，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到达此地。因沿途得不到补充，故衣冠不整，破烂不堪，不少人受饥寒折磨，身体瘦弱，但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忠诚革命，战斗力也是强的，怎能以衣论人、说他们右倾呢？"

李特听了莫文骅的话顿时火冒二丈，发起怒来。

恰在这时，正好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壳，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下走过。李特就指着他说："你看，这像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

莫文骅看了看窗外，他认出那是一方面军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便立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一位病号。他是师级干部，有病还坚持跟着部队行军，其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点营养也是无可非议的，怎么能随便说他缺乏艰苦性，是右倾呢？"

李特见莫文骅这样说便没有再谈下去。

次日，李特约莫文骅去谈谈。当莫文骅走进他的小楼时，看到桌上摆着一盆苞米糊糊。李特故作热情地请莫文骅吃苞米糊，莫文骅也不客气，一气吃完了一大碗。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吃到苞米糊是很难得的。

待莫文骅吃完，李特便笑嘻嘻地说："我们昨天谈的事，你想得怎么样？干部团确实是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承认它好转变。"

莫文骅认真地说："干部团确没有这回事，叫我怎么承认它呢？"

李特看着莫文骅，停了一会，又转弯问："你读过书吗？"

"进中学读了一年半。"

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你读过中学，算是知识分子了，难怪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

莫文骅听到这话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张国焘很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若被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曾伪造列宁的话，说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但他转念一想，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他比自己高，就讥讽地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呀！如果中学生算个知识分子，那只能是小小的知识分子，与教育长同志相比，你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了啊？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非就是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

李特听了脸沉下来，过了一会儿，出乎莫文骅意料，他脸色忽然由阴转晴，笑了几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

"当过参谋、轴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

李特开始挑拨了，"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

莫文骅听他话里有话，便冷冷地说："在一方面军，像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不了什么！

就这样，两人谈了半个多锺头，莫文骅觉得话不投机，起身要走。

李特有些沉不住了，他恶狠狠地说："这两天的谈话，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为好，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允许搞机会主义的！

莫文骅郑重地回答："你得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

莫文骅回来一想，李特这些话绝不是一般闲谈开开玩笑的问题。它不仅仅事关干部团的声誉，这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击党中央，挑拨离间，搞分裂活动。这一情况必须及时向上级反映。

当天，莫文骅又找了原干部团政委，并已调任特科团政委的宋任穷，宋任穷很赞同他的意见。第二天，莫文骅带着身边的两个同志去毛尔盖，先到上级干部队找萧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儿位熟悉的同志，谈了李特的淡话内容。他们都表示支持莫文骅，冯雪峰从理论、路线政策上做了分析，并提醒莫文骅，和李特他们斗争，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他们搞宗派主义、企图分裂党和红军这个根本问题，切莫被细枝末节的小事纠缠住。冯雪峰积极支持莫文骅向上级反映。

于是，莫文骅又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和副主任李富春，把经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了非常气愤说："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观点。"

同时，两人还表示要把这一情况立刻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

次日一早，李富春就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莫文骅做得对，有原则性。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要注意策略。目前，因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蠢的错误，所以，还不宜发动群众斗争李特。

莫文骅听后，深感毛主席谋虑深远，胸怀宽广，斗争策略高明，他表示回去一定很好地按指示办。

莫文骅利用工作间隙时间，向政治部的同志讲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主张，并组织力量，以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