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想重写毛主席口述材料，遭妻子强烈反对：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1934年初，斯诺夫妇来到北平，住在燕京大学(校址即今北京大学)附近海甸村的一座房子里，这是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银行家吉米为他们特意修建的。他家小客厅，成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的聚集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即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即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又名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也是后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 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在游行当日，斯诺夫妇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刊登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北平沦陷后，斯诺夫妇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36年5, 6月间,斯诺通过俞启威、刘少奇、宋庆龄等人联系中国共产党，又得到张学良的帮助，获得进人陕北采一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机会，撰写了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

7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毛主席会见了斯诺和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里描述毛主席居住的窑洞："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主要奢侈品是，顶蚊帐，除此之外，毛主席的生话和红军一般战士没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依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制服……他一点也不在乎个人的外表，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毛主席同斯诺通常从吃过晚饭谈起，一直谈到深夜。斯诺感到疲倦的时候，毛主席则兴致正高，毫无倦意。斯诺后来写道："时间已经过了两点，我筋疲力尽，但在毛主席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却找不出一丝疲倦的表示。"

毛主席向斯诺第一次正式公开了中国共产党对行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前途的预见，预见到了国共合作并且提出了"论持久战"。毛主席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将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到上要作用，并在国民党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十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会大大增加，井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为什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呢？他形象地说，中国像一个大缸，而日本只有半桶水，肯定是装不满的。日本的人力物力决定了它不一可能占领中国如此广裹的土地。它的战线越长，就会越困难。但战胜它要有三个条件，那就是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这三个条件是可以形成的，在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我们的军队可以放在他的指挥之下，中华苏维埃也将变成他的一部。假如同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毛主席同斯诺说这些话时，是在1936年7月，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他的预言后来都惊人地兑现了。他还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对斯诺说的这样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9月，海伦斯诺到西安迎接埃德加斯诺，她应邀会见了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向她谈了支持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她向外报道的电报，为了要发出这一则重要消息，她不再等待丈夫，立即返回北平，向《伦敦先驱日报》发出消息。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与海伦团聚，海伦立即投入到了帮斯诺整理资料、洗印照片的工作中，也成为斯诺撰写《西行漫记》的重要助手。包括全书的体例甚至章节，都是夫妇两人商议甚至争论后才确定的。

从书籍的销路和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考虑，斯诺曾试图把毛主席提供的口述生平材料加以压缩，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的某些部分重写一下。这种设想遭到了海伦的激烈反对。她说，不应改动原材料，应该使用毛主席向他讲述时的原话。她认为斯诺迎合眼下读者的考虑有些短视，毛主席的口述显然会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绝不能割裂，而应让它完整地保留。"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治华盛顿讲革命的故事一样。"斯诺最终同意了妻子的想法。海伦协助整理这部书稿时，准确无误地抄下了每一个手写的单词，所有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一个也没有漏掉。

《西行漫记》完成后，海伦始终想自己去陕北收集材料写书。1937年4月，她突破重重阻挠，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与红军一起生活了五个月的时问，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包括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人，为其《续西行漫记》等书的写作收集了大量素材。她采访了三十四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贺龙、徐向前、萧克、林彪、王震、康克清、姬鹏飞等这样一些著名人物。

6月22日，毛主席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比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亚美》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

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因为父母在当时的天津南开大学教英文，他不到一岁就随父亲来到中国，十二岁时回到欧洲留学，但因为经济拮据，于1919年重回中国，二十八岁就成为杰出的欧亚历史地理学家。1933年起，他担任著名的《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1937年到达延安，会见了朱德、毛主席和周恩来。

拉铁摩尔对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拉铁摩尔后来与蒋介石夫妇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但就因为说过几句中国共产党的"好话"，1949年后还是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3年，六十三岁的他不得不离开美国，在英国中部的里兹大学继续他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直到1985年才返回美国，1989年病逝。

1937年7月7日晚，刚从北平来延安的《新中华报》编辑左摸野正在同总编辑向仲华编稿，突然看到中央社发出的"卢沟桥事变"的电讯稿，大吃一惊。两人向主管报纸的党报委员会秘书廖承志报告，廖让两人立即将此消息、拿给毛主席看。3时许，他们提着马灯，带着儿份电讯稿，来到毛主席住所。毛主席看完，让秘书拿来一张地图放到桌子上，用1个放大镜仔细看，若有所思地说："卢沟晓月。"

但直到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仍迟迟没有结果，毛主席不断从延安给各界人士发出电报，希望捉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谈判，其实井非自西安事变才开始，而是始干长征到达陕北后。

在长征途中，1935年7, 8月间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认为中国革命"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仆从"。共产国际背后是苏联，斯大林担心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从东西两线同时进攻苏联，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进攻苏联的后腿，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抗日，所以对中共的政治指导有了重大调整。

根据这一精神，9月，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宜言》)，明确肯定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1935年11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辗转回国找到陕北中共中央，正是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一精神。

随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既有共产国际决议的背景，也有一二九运动的背景。会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的政治方针和政策随之有了新的变化。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了秘密的统战关系。1936年4月间，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多次商谈，准备在"扰日反端"的旗帜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共同"打通苏联"。而1936年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也同中共中央保持政治上的接触，寻找着双方接近的可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作了重大承诺，但态度多次变化，时局的发展也有所曲折，毛主席在转移到延安的途中，张闻天给在上海的潘汉年发报，让他设法找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活动，让宋子文负责调停。潘汉年多方落实，通过宋庆龄做通了宋子文的工作，答应由他负责调停，去孙科、冯玉祥等处活动，还让杜重远，叶挺设法去南京。电报传回陕北时，毛主席已在延安，看了很高兴。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奉命离开红军，辗转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936年4月回国后，潘汉年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长期在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与国民党接触。西安事变爆发后，潘曾受邀住在宋子文公馆，劝说宋子文和端纳(国际友人，与张学良、蒋介石片为好友)、宋美龄起去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继续参与国共谈判工作。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毛主席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提议对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有所表示。后来经毛主席、张闻天等起草，1937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1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一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之所以选在2月9日，是因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就是在2月10日召开，送个见面礼。

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后，中共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铜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示以蒋介石为一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随后，中共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办事处，内战十年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飘扬起了第一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