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二野协同解放成都，刘邓：一兵一卒不进成都！留给贺老总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疾进，国民党军望风披靡，残部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1949年5月23日，由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军委给第二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要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6月2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邓小平随即从上海回到南京，开始着手准备进军西南的各项事宜。

邓小平在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与他商讨了二野进军西南问题。他们经过“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间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此后，邓小平把工作重点放在二野进军西南的准备上面。

渡江战役后，第二野战军一些干部战士产生了骄惰、怕苦、想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想法，特别是“干部中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滋长着一种认为‘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针对这种思想苗头，二野前委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开展进军西南动员的同时，开展一个“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破坏思想的教育和斗争”。

为保证进军西南任务的完成，二野前委于1949年7月中旬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加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部队后勤保障问题。会议要求，在思想教育方面，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加强党的各项政策教育，各部队以团或级师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切实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在物资保障方面，下大力组织并加强进军的后勤工作，加强新区借粮政策的教育，并开展人强马壮运动。

不久，邓小平从北平回到上海。8月17日，他在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结合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后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决华东问题和进军西南的必要性，增强大家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当听到5兵团部分干部不愿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时，邓小平严厉地对西进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说：“二野进军西南，五兵团进军贵州，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必须坚决执行，毫不动摇……你回去明确告诉干部们，凡是县以上干部，不愿到贵州去的，一律开除党籍。”在邓小平严肃认真的教导下，二野干部战士毅然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程。

为解决进军西南中的干部不足问题，邓小平建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去西南服务。他说：“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文化经济发达，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组建西南服务团，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

邓小平的建议得到陈毅的支持。西南服务团迅速组成，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同时，中共中央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数百名川、滇、黔籍干部进入西南服务团。1949年9月13日，邓小平写信向毛主席报告：“我们这次带去西南的地方工作干部。约计县委委员以上800人，区村干部4000馀人。此外，还有在京沪招收的学生约1万人。”

奉中央指示，9月底，邓小平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庆祝活动。此后，他还参加了10月10日中共中央研究西南问题的会议和10月20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此期间，邓小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依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在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云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基础上，中央军委确定了贺龙率部入川的兵力、路线。至此，进军西南的军事战略、战役部署已完全形成。

蒋介石在他坚守大陆的计划一个个破产后，仍企图以四川为重心的大西南作为东山再起的战略基地。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国民党将其残存政府机构迁至重庆。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调兵遣将，以四川为核心，以川陕边为重点进行设防，构成了一条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再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他向部下打气说：“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定能反败为胜。”

为了接管西南，经营滇、黔、川、康及西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还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以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9月初，第二野战军以杨勇、苏振华率领的第5兵团由上饶、芜湖地区西进。为了迷惑敌人，保证西进大军大迂回大包围行动的突然性，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机关和第3兵团由芜湖、南京抵达郑州。刘邓出现在郑州车站欢迎的人群中，并举行群众集会，做出要从陕西入川的假象。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第3兵团到达郑州的当夜，即秘密南下，与在湘西隐蔽集结的第5兵团会合。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配合下，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约500公里的地域多路展开攻击，直取湘黔滇，贺龙也率部在陕南发起攻势，形成对四川夹击之势。这一行动，完全出人意料，打乱了蒋介石整个防御部署：解放军各路大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拦腰切断了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30日，解放重庆。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为争取分化瓦解敌军，加速战争胜利，11月21日，刘邓联名发布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四项忠告》，忠告国民党军队应停止抵抗、破坏，听候改编；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工厂的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安置；国民党特务人员，应痛改前非、停止作恶，改过自新，争取从宽处理；乡保人员应帮助解放军维持治安，办差事。

上述四种人员，立功者均可受奖，继续作恶者，终难逃法网。四项忠告义正词严，在西南国民党军内部产生了强烈反响。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12月9日至11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希侯、潘文华，第19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第22兵团司令官郭汝瑰等，分别在昆明、雅安、彭县、普安和宜宾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威逼之下，蒋介石眼看“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计划已经破产，遂于12月10日飞逃台湾。12月27日，二野与一野一部协同作战，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成都，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0万馀人，成都解放。

在胜利面前，刘邓认为：二野占了重庆，那么成都应该留给贺老总和18兵团，一野18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上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于是，刘邓以电话分别通知杨勇、杜义德：“二野的部队一兵一卒不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十八兵团进驻成都。”这样，尽管二野的第3、第5兵团的将士们已经遥望成都的城廓，闻到了成都小吃的麻辣香，但还是即刻奉命离去。第3兵团开回川东重庆一带，第5兵团则班师回到他们不久前解放的贵州。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随着国民党军队大部被歼，小部分残余溃散为匪，造成了西南地区严重的匪患。成都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土匪特务武装在四川、贵州、西康、云南地区，疯狂举行反革命暴动，妄图建立所谓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为迅速平息匪患，刘伯承、邓小平指挥西南军区部队，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从1950年1月初开始，进行了大规模剿匪作战。到2月初，歼灭股匪2.3万人。1950年2月6日至1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总结了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的情况，提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

毛主席收到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非常高兴。他于1951年1月28日复电说：“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O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馀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