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三次被红军抓,第一次抽搐,第二次嘿嘿一笑,第三次当了红军

在井冈山的几次战斗中,红军指战员抓获了不少俘虏。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俘虏,党代表毛泽东,曾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规定了严格的俘虏政策:对战场上抓到的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要给予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走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对这些政策,不少红军战士听着不仅感到新鲜,有些简直令人百思不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怎么能待为“座上客”呢?

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那时红军的成员,不是暴动的农民,就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官兵。农民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压榨和迫害,“四一二”政变后又有许多亲人被残杀,他们在战场上见了敌人,就想报仇雪恨。从旧军队来的官兵呢,过去打仗抓了俘虏,搜腰包,发洋财,开口骂几句,伸手打两下,那是家常便饭。当时很多人对宽大俘虏的做法有怀疑,杨至成却自觉地执行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俘虏政策。他与一个俘虏兵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杨至成记得很清楚,在攻打永新城的战斗中,红军展开进攻以后,敌人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一个敌军官握着驳壳枪,对准他的士兵发疯地喊:“给我顶住,不许跑!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在他的威逼下,白军士兵负隅顽抗,不肯缴枪。但是,他们经不住红军的英勇冲杀,最后,不少人被击毙击伤,一部分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后,俘虏们被押回营地。

杨至成想检查一下战士们执行俘虏政策的情况。安排完工作后,便向俘虏群走去。

他看到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抖抖索索挤在一角,个个脸色灰白,双眼失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他便对他们说:

俘虏三次被红军抓,第一次抽搐,第二次嘿嘿一笑,第三次当了红军

“不要怕,保证你们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动你们的!”

他们呆呆地转转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杨至成发现有一个大个俘虏,佝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看了他那副样子,他想起刚才拼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白军士兵很像是他,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俘虏兵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

“姓曹……叫……曹福海。”

“刚才不肯缴枪的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怎么不是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这句话像宣布了他的死刑,他苦苦哀求:“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了我全家。”

从谈话中,杨至成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老家在云南省,是被国民党抓来当兵的。于是便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红军他又害怕了,又是什么“长官积德”啦!“饶了我就是救了我全家”啦!杨至成再问别的俘虏,也是如此,苦苦央求,硬是不愿当红军。

既然争取无效,杨至成就派人把他们送到团里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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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里对俘虏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尽管红军生活很艰苦,药品也很缺乏,但还是让他们住得舒服,吃得好,带伤的还一律给以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个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就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去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儿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传单的内容是:“白军弟兄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你们流血牺牲,家里照旧受穷。”“参加红军吧,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等。发完东西,就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他们送出很远。重伤的俘虏,派农民自卫军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人痛哭失声,拍着大腿说;“以后打仗再碰伤红军一根汗毛,我就不是人!”有的看着手里的银元,嘴里不住地骂白军的欺骗宣传:“哼,‘剥皮抽筋’,简直是放屁!”

看了这些情景,杨至成的脑袋更开窍了。这样处理俘虏,好处无穷!这些人如果回到白军里,不就是我们很好的宣传员吗?就能用事实彻底揭穿红军“剥皮抽筋”的那派胡言,使白军士兵今后打起仗来不再像曹福海那样拼命,打败敌人就更容易了。

但是,事情却不像杨至成想的这样顺当。龙源口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斗打得很残酷,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红军战士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就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

“消灭一个少一个!”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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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为此,毛泽东来给部队讲话,再次强调要认真执行俘虏政策。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土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的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我们就越是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一个,这帐不是很好算吗?”大家听着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整整用了几天的时间,红四军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这几百人一回去,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红军的“宣传员”了,再打仗将会怎样呢,等着瞧吧!

秋天,杨池生、杨如轩又向红军进犯,战斗只打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便纷纷檄枪,其馀的溃散了。说来也巧,在俘虏群中杨至成又看到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杨至成问:“又来啦了。”

他嘿嘿笑了两声,样子满憨厚。

“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

“还是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

这时连党代表插嘴,小号兵也帮腔。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

“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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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他看到红军穿得破破烂烂,拿的是杂牌枪,甚至还有许多梭标,不相信红军真能把反动派打倒。加上根据地很小,部队也只有几个团,装备低劣,生活艰苦,一个受国民党欺骗影响很深的白军士兵,这样反复也不奇怪,一回不行两回。他们便发给他路费,开好路条,又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红军连续得胜,根据地不断扩展,但敌人的“围剿”也更频繁了。不久,杨池生和杨如轩的部队又来了,双方在战场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了过来。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一位同志找到杨至成说:“有人找你。”

“谁呀?”

“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杨至成感到很惊异,但一想起毛党代表的讲话,又觉得这是自然的事,便脱口说了句笑话:“怎么,不怕剥皮抽筋吗?”

他们哄的一声开心地笑了。有的说:“谁听那些狗屁!我们早听说了,你们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气!”

杨至成问曹福海:“你呢,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有几块饷钱,给家寄去兴许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捐那个税的,当了几年兵,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摇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别人手里捏着,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

是啊,真理是不能蒙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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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把这事向上级报告后,便把他们编到班里。和白军相比,红军的物质生活很艰苦,每月的津贴很少,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快到冬天了,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但是红军重视政治教育,有民主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琐的礼节,经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感到进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是懦夫,到红军里就变成了勇士。同是一个人,在自军里似乎愚昧无知,到红军后就成为能说会道、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曹福海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成为战斗骨干。可惜不久,他在大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以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战斗十分频繁,俘虏也增多了,他们一直认真执行着毛泽东制定的俘虏政策。红军的影响,越来越扩大,白军成连成营地拖枪过来。有些今天过来,明天就投入战斗,表现很好。这一政策,不仅从政治上瓦解了敌军,同时也争取大量白军投入红军,壮大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