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为什么要下井冈山？表面是围魏救赵，深层次原因更为重要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论断说：“十年以来，从游击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情形，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毛主席总结：“‘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国民党军阀部队对共产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可以说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从1927年10 月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到1929 年1月的一年零三个月，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进攻了7次（四次“进剿”、三次“会剿”）。
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是打着红旗上井冈山的，而在井冈山建立的小块红色政权是公开的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界在湘、赣、粤三省交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因此，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他们不停地派军队来进攻井冈山。在毛主席和朱德的共同领导下，曾连续粉碎了湘、赣敌军的6次进攻，并使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全盛时期。
国民党蒋介石下决心要彻底摧毁井冈山。在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剿”被打破后，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严令湖南军阀何键立即正式就任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的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集6 个旅、18 个团3 万多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1929 年1月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将井冈山根据地团团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没有过。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1929 年1 月4日至7日，毛主席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同时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
当讨论打破敌人“会剿”的策略部署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三种意见。陈毅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这三种意见作了记述：
第一种是“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借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惫，然后由红军及群众夹击消灭敌人。
第二种是“死守主义”说：在军事观点上断定井冈山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在政治分析上，认定敌人破裂可能（蒋桂战争），因此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利。
第三种“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红军一去敌人也要退去，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
毛主席分析了各种意见，提出：井冈山根据地一定要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即以一部分队伍守山，坚持内线防御；大部分主力部队出击，钻敌人的空子，迂回敌后，到外围作战，使敌人穷于应付，并求得在外线寻机消灭敌人，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打破敌人的“会剿”。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采取毛主席提出的“攻势的防御”方针，即：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主席、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袭击赣州或吉安，迫使两省敌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打破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在会上，大家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这就是朱毛红军下井冈山的主要原因。
朱毛红军之所以下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从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化，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回旋的馀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和形势发展的紧张，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红军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毛主席当时认为必须坚守井冈山，另外主力下山即分兵两路，并得到前委会议的决定通过。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不一定正确。当时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加守卫井冈山的陈正人回忆说：“后来我们检查，分兵不一定正确，井冈山也被打破，朱、毛在外也很苦，到达瑞金时，一人只剩下几颗子弹了。”如果当时不分兵，朱、毛、彭和袁、王部共同守卫井冈山，即使不敌，在山上游击，坚持到4 月间蒋、桂战争爆发，也可能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如粟裕所说，井冈山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也受到限制，作为战略家的毛主席、朱德等，很快也会另谋发展的，不会“死守”井冈山。后来红四军到了赣南，毛主席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就不主张再坚守井冈山了。
1929 年1月14 日凌晨，冒着大雪后的严寒，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兼前委书记毛主席率领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共约3600 人，由井冈山小行州等地下山，踏上了艰难的行程，开始了向赣南的进军。在党的历史上此举正式拉开了创建伟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而在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史上也翻开了艰难曲折的一页。
红四军主力一下井冈山，敌人就得知了消息。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看红军主力跳出了他精心设计的包围圈，于心不甘，急电蒋介石，报告对红四军主力两路“追剿” 和对井冈山三路“进剿”的部署。
对红四军主力的两路“追剿”计划，一是急忙从围攻井冈山的五路人马中抽出第一路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和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遂川地区阻击；二是命令赣南守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负责尾追，两路会合，务求全歼这一支红军。这样，朱、毛就调走了“会剿”军的一半，包围井冈山的敌军只剩下4个旅，这就大大减轻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柏路会议预计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
虽然如此，另一方面，却给下山的红四军主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红四军的困难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敌军重兵追堵。尾追的敌军有5 个团、一万多人，兵力众多，又采取轮班穷追的方法，咬住红军不放，使红军沿途无法驻足以发动和组织群众，只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敌人的袭击。为了摆脱敌军的围困和追击，红四军在苍茫赣水之滨，先后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二是红四军初下赣南，人生地不熟。后面敌军穷追，红军无法驻足，难以和地方党接上头；一般群众又不了解红军，不愿意接近红军，红军经常找不到向导。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更是十分凶恶，红军一走错路，便会遭到很大损失。
三是红军在转移途中，为了摆脱追兵和避免与敌军正面接战，每日平均急行军90 里以上，且所选路线都是山间小道，崎岖难行；又值隆冬腊月，数九寒天，冰雪不化，困苦更甚。数十日长途行军，供应不敷，红军官兵体力均大大下降。
1月14 日当晚，红四军在大汾一举击溃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摆脱两路“追剿”，击溃沿途各地进行堵截的地主武装，进驻赣南地区，经上犹、抵达崇义，连夜兼程向大余前进。大余城无国民党正规军设防，22 日，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城。红四军在大余城内外附近，发动群众，张贴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四言体九十二句《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署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红四军下山后的第一次有机会进行的发动群众的工作。
红四军军党部颁布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境内是第一份，它详尽地论述了民主革命阶段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两大任务，并依照中共六大制定的民主革命十大政纲，也发布了红军第四军的下列十大政纲：
- （1）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 （2）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
- （3）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族的自决权。
- （4）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 （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 （6）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
- （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
- （8）改变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
- （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 （10）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布告”和“宣言”是动员各革命阶级和农村各阶层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号召书，是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政治纲领和政策措施。由于它使用了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内容又完全切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极具“中国特色”，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从而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作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准备。
但是，出敌不意进占大余城所取得的胜利，也给红四军带来了另一个“不意”。大余城毕竟是没有共产党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当尾追的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地下党或革命群众来向红军报警，因此大余城被李文彬部袭占，红四军抵抗不住，败退出大余城，受到一次较严重的损失，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转移途中，不幸坠马牺牲。
红四军趁着夜色主动撤出大余城，向着梅岭关东北转移，经粤边南雄和赣边信丰向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前进。为摆脱敌军三路衔尾跟追，红四军在三南地区艰苦转战，战胜了天寒地冻、山路崎岖、衣单粮缺等困难。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在体力难支的情况下，一边行军作战，一边领导指战员沿途作群众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帮助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秘密的工会、农会。
一月下旬，红四军抵达安远县的鹤子圩，与中共安远县委取得了联系，获悉“追剿”军分左中右三路企图合击红军。情况危急，毛主席、朱德乃紧急率部离开安远，向寻乌的吉潭、项山一带前进。月底，红四军主力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遭到刘士毅旅一部偷袭，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几乎全军覆灭。
原来那天夜里，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团长伍中豪）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团长林彪）驻圳下以西。约定第二日拂晓同时开拔。但次日拂晓，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了，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以致使敌军偷偷包围了圳下村。敌军进圳下时，陈毅、毛泽覃正在吃早饭。毛主席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这天他尚未起床，枪声惊醒了他，实际上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他的住房，警卫员从床上拉起了毛主席，乘昏暗向村外转移。朱德离开住房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当时，弹雨横飞，人群奔突。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冲上来的敌兵一把抓住大衣后领，陈毅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兵的脑袋，陈毅趁机脱险。
特务营全力抵抗，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纷纷赶到，火力压住了敌人，军部始得脱险。朱、毛会合，被冲散的人陆续归队，主要负责人都安全。只毛泽覃腿部中弹，行走困难。不幸的是，朱德同妻子伍若兰被敌冲散后，伍若兰手持双枪断后，引开敌军，腿部中弹，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朱德闻讯，十分难过，把伍若兰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在身边，以示怀念。突围时，毛主席曾同朱德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边休息，看到别人吃饭了，他才感到饿，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毛主席语）。
这是红四军下山以来所遭遇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危险，差一点让江西敌军全部包了饺子。如果这样，中共党的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这次挫折，是因后卫林彪失误所致，因此，前委决定给予林彪以记过处分。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受到的处分。但却也因此摔打出出色战将林彪；以后他在指挥战斗中就极少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了。
关于这一段时间红四军所遭受到的困难及战胜困难的情况，毛主席、陈毅当时均有所记述。
1929年3 月20日毛主席在长汀写的《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们是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随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馀枪，六百人，最大的损失，就是干部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点，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1929 年 9 月1 日，陈毅向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道：
“一月十四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余，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促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粤闽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军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皆能团结一致，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纪录。”
红四军所以能战胜这种极大的困难，创造出军事历史上的奇迹，我以为有三因：一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前委领导团结一致，而毛主席创设的“支部建在连上”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是官兵上下一致，官长与士兵同甘共苦。军长朱德、党代表毛主席以及陈毅等，与战士们一起行军、一起食宿，一起战斗。他们甚至比士兵更辛苦，宿营时要连夜开会，研究行军及战斗部署；行军时沿途还要做政治鼓动工作；作战中则身先士卒，亲临前沿指挥。这给了全体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三是红四军这支主力部队都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坚强战士，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三十一团是秋收起义部队，又经过井冈山一年多斗争生活的锻炼，一切艰难困苦，他们都能以无畏的勇气去克服。
红四军下井冈山这一个多月的斗争经历，足以证明，毛主席、朱德在井冈山建军的努力，已经结出了初步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