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谋善断！毛主席不怕钻牛角尖，红军驱敌七百里，连打五个大胜仗

1931年2月，尚未从第一次“围剿”的惨痛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蒋介石，又按捺不住对我中央苏区的仇恨心情，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再度调集20万人马，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何应钦领命后，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结果被红军“包了饺子”的教训，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同时加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妄图利用我军消耗无法补充等困难，使我军陷入绝境。

1931年3月中旬，何应钦经过大张旗鼓地调兵遣将，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约800里长的弧形战线，对我苏区虎视眈眈。

这条战线敌军的攻击态势如下：

兴国 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2个师；

万安第七十八师(组建中)；

赣州 第六十一师1个团及三十四旅；

吉安 第五路军二十八师公秉藩部；

吉水 第五路军四十七师(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兼)；

永丰 第五路军四十三师郭华宗部；

泰和 第五路军五十四师郝梦麟部；

安福 第七十七师罗霖部；

宜黄 第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孙连仲兼)；

乐安 第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高树勋部；

抚州 骑兵第四师。

此外，朱绍良的第八路军的3个师，即第五师胡祖玉部、第八师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开进至南丰等地，其后方的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由新编第十三师担任警戒。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在福建建宁集中待命。在福建方面，还有新编第四旅出宁化，新二师一个旅出连城汀州，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出上杭、武平。在广东方面，第六十二师出蕉岭。而隶属于何应钦南昌行营的第五十二师，则分布于江西清江、新干、峡江到阜田一带。

敌“20万军重入赣”，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其中也仅有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和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尚有较强的战斗力，而王金任的第五路军等杂牌中的杂牌，则只能是前来虚壮阵容，充充人数。

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拉开序幕后，红一方面军于1931年3月22日下令红军主力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至广昌、瑞金城北壬田及宁都地区，并派出部队前出兴国监视敌十九路军动态。而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邓小平、李明瑞的红七军，这时已奉命到达湘赣边根据地的上犹、崇义地区集结。

敌大兵压境，究竟如何与之较量？战役如何组织实施？红军中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是主张先打蔡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其仅有2个师驻防兴国，其他各路距敌较远，便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

二是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理由是该军的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等人均为蒋介石的亲信，将其歼灭，可使敌人营垒产生恐惧畏战心理，提高我军的声威，鼓舞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斗志。

然而，在战前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敌情分析会上，毛主席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审时度势，以精辟的分析指出了上述两种方案的不足之处与利弊，雄辩有力，连“四中全会”派赴苏区的代表也不得不对他的分析表示折服。

毛主席分析说：“十九路军在各路敌军中战斗力最强，他们来兴国时间长，碉堡工事也修得牢固，加上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是很难分割的。我们的长处，是打运动战而不是攻坚战。如果我们执意要打，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过来，弄不好还要吃点亏，这是做赔本买卖，得不偿失。而打朱绍良呢？毛病就出在我军必须向西打，打到赣江为界，就没有下一步发挥的馀地了。此时再向东面出击，又劳师费时，容易失去战机。”

红军指挥员们静静地听着他的分析与讲解，对他从实际出发，眼光长远的指挥艺术甚为钦佩。

“我看，第一步还是先打王金任的第五路军为好。他们有5个师，是这次‘围剿’苏区的主力，人多兵不强是最大的弱点，而且才从北方调来，水土不服，不会爬山，当然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拿他开刀嘛。”毛主席轻松地点起一支烟，继续用他那有力的手势尽情发挥充满智慧的思路：“一举吃掉王金钰这一蛇后，我军还可以立即向东横扫敌阵，在闽、赣交界处的建宁、黎川和泰宁等地区扩大根据地，休整部队，补充给养，以利再战！”

毛主席的多谋善断，对即将展开的战役的精心构想，立即赢得了到会绝大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一致赞同。

1931年4月20日，红军各部主力开始向龙冈地区集结，于23日完成总集结。

这时，毛主席又命令部队再向西移40里，转至东固地区集中，并派红三军在该地南面选择有利地形准备迎敌。总部则置于东固以东5里处的土坳上。

毛主席这一步棋，可以说走得相当大胆：一是东固以西的敌三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已由吉安进至富田陂下一带，距我隐蔽集结地仅40里，而东固以北，敌四十三师也由吉水推进至水南、白沙一线，距我70里，而南面的兴国又有敌战斗力最强的十九路军，三面接敌，4万红军在其眼皮子底下，风险相当大。难怪当时就有人把这比做“钻牛角尖”。

我军在东固隐蔽集结的目的，就在于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可是，一连20馀天过去了，王部齐头推进的4个师到了富田、水南、白沙一线后，便驻足不前，再也不肯挪动一步。

红军指挥员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原来，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桥梁被毁，敌第五路军无法开拔。

1931年5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侦悉敌王金钰的四十七师已沿观音崖、九寸岭向我军集结的东固地区前进，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业已经中洞地区向东固出击。

见敌已行动，毛主席当即对原来制订的作战命令稍作修改，秘密派人送交红四军、红三军及红三军团指挥员。

我军的作战方案为——

由红三军团并红三十五军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任务，务于15日之前进至江头树一带，16日即向固陂、富田之敌发起战斗；

以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前进，正面迎击敌28师公秉藩部；

以红四军并红六十四师和红十二军为右路，由红四军担任第一攻击梯队，红十二军担任第二攻击梯队，分两路抢占由富田到东固中间必经的九寸岭与观音崖两处险要隘口。

15日部队出发的当天夜间，毛主席为了保证打好第二次反“围剿”的首仗，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亲自到红三军指挥部与黄公略军长找向导调查行军最隐蔽的路线，结果发现了东固通中洞大路的南面山中有一条捷径，于是命令红三军抄小路包围敌军的右翼，并率总部人员登上距中洞北侧20里的白云山指挥作战。

16日中午，红四军的两路部队与敌在观音崖、九寸岭方向接火，战斗空前激烈，敌我双方均为夺取这两处险要隘口而反复拼杀。

红三军抄小路上山后，对于从中洞大路开进的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居高临下从侧面发起冲击，令敌队形大乱，措手不及。

战斗至下午3时左右，敌第五路军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被我军围歼。二十八师除师长公秉藩化装成士兵逃脱外，全部被歼，四十七师1个旅的大部被歼。

我军第二次反“围剿”首仗告捷后，主力于17日在富田会合，18日即挥师猛攻水南。水南原驻有敌四十三师郭华宗部的1个团，见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率四十七师残部狼狈溃逃至此，已是不打自乱，尚未做好应战准备，我军即已攻来，于是略经交手，即兵败如山倒，逃往白沙。19日白沙敌军被我军主力围住，全歼其四十七师1个旅残部及敌四十三师一部，缴枪4000馀支。残敌继续向永丰冲，逃。

这时，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见四十七、四十三师相继败阵，胆战心惊，拔腿开溜，也向永丰逃窜。红军部队按照毛主席的原定计划，展开横扫残敌作战。23日攻击中村，与敌高树勋部1个旅遭遇，我军将其大部歼灭。

战斗进展顺利。总前委派红三军追击敌朱绍良部，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围攻广昌，红三军团作为战役预备队。

5月26日，红军乘胜围攻广昌，朱绍良率所属八师和二十四师北逃南丰。我军部队在当天傍晚的战斗中击毙敌第五师师长胡祖钮，其残部当夜北逃。红三军和红四军一部北上追击逃敌，其馀大部分则继续东进，于30日围歼刘和鼎五十六师于建宁，刘在战斗中仅带少数人逃脱，我军猛追残敌，直达闽江上游。

从5月16日开始，至30日结束，在15天时间里，红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陡、富田打起，经水南、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挥戈横扫700里，打了5个胜仗，缴枪2万余支，无线电台6部。

我军的第二次反“围剿”、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20万敌军打得全线溃败，在根据地内无法立足。最后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