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毛主席给中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我知识饥荒到十分

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思想新体系，简言之是：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同时进行组织建设。这一可称之为“二位一体”的党建思想新体系，从古田会议开始形成，一直管用了90多年，即到党的十七大。党的组织建设，从建党开始就有了；而党的“思想建设”（“思想建党”）原则的提出和形成，在党的建设历史上则是第一次，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和伟大贡献。

毛主席关于“思想建党”的原则，源起于井冈山，成熟于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是指党内农民成分占大多数情况下的解决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

大革命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成分占大多数，如1927年4月党的“五大”时统计，全国57000 多党员成分的比例是：工人占65%，知识分子占15%，农民只占20%，说明这时党的组织基础在城市、在工人阶级中，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的要求。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斗争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内和红军内，农民成分占了大多数，如1928年6月党的“六大”时统计，在约6万共产党员中，农民占到76.6%，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 13.4%，工人党员只占10%，红军队伍内则基本上都是农民。井冈山时代到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党内状况也基本如此。如古田会议时统计，全军6000 人，有1600 名党员，工人占18.8%，农民和其他小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到81.2%。红军中农民成分的比例更大。这说明党的组织基础已经转移到了农村。于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严重影响到党内，使党的趋向发生错误。

党的六大前后，共产国际担心并多次指责的中国党会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中国的红军战争会变成“单纯的农民战争”，即此之谓。他们指导中国党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红军远离开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全力向中心城市发展，大力吸收工人入党，以改变党的阶级成分。这个办法脱离了中国的社会实际。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

于是，按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党组织和红军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1929 年2月，党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就普遍代表了共产国际的这个精神。毛主席根据他的实践经验和实际体会，不同意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这个指责和指示办法。而这个办法，在当时也是无法做到的。在毛主席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改变党员的成分，而是要改变党员的思想，即必须首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思想上建设党。

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已发现了这个问题即“思想建党”的严重性，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同时，进行组织建设。他认为，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着手，就能够在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下，也能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持党的先进性。但在井冈山时期，一是由于时间较短，二是由于领导思想不统一，除了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建设措施外，来不及解决“思想建设”这个带“系统工程”性的大问题。直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在党中央主要是周恩来的支持、指导和帮助下，毛主席、朱德才基本上较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并同时进行组织建设，从而奠定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真正从事独立领导党的斗争和建设工作，是从小小的局部地区即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详细的叙述。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即“思想建党”重要性问题，但一时还未能找到和采取进行思想教育的具体办法。原因一是当时对“思想建党”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上没有这一条；二是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没有时间和环境进行党的思想教育。三是缺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边界地处偏僻，困守山头，交通不便，远离党中央，真像一个“没娘的孩子”，不但得不到中央文件，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而且连报都很难看到，马列主义书籍更是找不到，拿什么来进行思想教育？到赣南、闽西的初期也是如此；根据地稍稍扩大了以后，这种状况才略有改善。

毛主席在1929年4月5日给中央复信中，曾这样描述得到报纸以后的“快乐”情状和对中央提出的一个“如饥如渴”迫切要求。他这样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报刊并希设法寄来。”

直到古田会议前夕，毛主席于11 月底回到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信时，一面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一面又这样急迫地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并恳切向中央请求：“我们盼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同时，他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由此可见，当时书报之缺乏程度和毛主席对此的重视程度，毛主席当时盼书报、盼中央指示又是何等的迫切!毛主席不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更认为是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基本教材。

由毛主席亲自执笔，毛、朱、陈合力完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二位一体党建思想新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博大精深，意义深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8 个部分、近3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和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 两大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而载入党的史册的。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党”原则，是这个决议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从井冈山开始到赣南、闽西以来，长期争论而不得解决的分歧，在这个决议中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决议的第一个部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着重就是解决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它开宗明义地首先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讲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从组织上建设党的必要性和要解决的原则问题。决议在其他几个部分即“党的组织”、“党内教育”中又分别讲了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中必须注意和必须解决的许多具体问题。

这个决议首先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能否把党建设好，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只有把红四军的党建设好，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使红军担负起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致完全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使命。

决议其次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途径，就是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从组织上进行建设。决议分别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和规定

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思想建党”的原则。

关于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决议指出，要从红四军党的实际出发，首先就要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的关键。决议根据会前毛主席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表现有8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非组织意识、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这 8种错误思想，就其性质来说，虽然有的属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有的属于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如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但从整体来讲，基本上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固有表现，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这是因为党的工作中心实际转移到农村以后，党长期在农村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党的缘故。

例如：主观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也是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用这种方法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详细说来，个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其直接表现就是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受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极端民主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表现，如“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绝对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表现，如“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等。非组织观点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组织生活方面”的表现，“例如少数人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滋长，就给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所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总来源。

决议这样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纠正这8种错误思想，是古田会议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的关键所在，所以大会“号召同志起来”对于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加以彻底的肃清”。

怎样才能有效地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深入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呢？决议提出必须从加强党内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这两个方面来着手。

一个方面是加强党内的教育。因为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还是党内矛盾，一般的是属于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对这类问题采取强制和压服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只能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才能求得较好的解决。尤其是对于党的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才是从积极方面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途径。“党内教育问题”决议部分一开头就强调指出了开展党内教育的重要意义：“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绝然不能健全并扩大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样加强党内教育呢？决议指出，主要是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使党员不仅从理论上从而也能从实践上划清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避免“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从而“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决议专门细致地规定了10 项教育材料（如学习关于目前的政治分析和上级指导机关的指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经济科学以及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和18种教育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阅读党报，举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召开各种会议等）。这样就使党内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并且由于规定得具体细致，便于检查督促，使各级党组织都能坚持经常进行，从而对于搞好党内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决议强调同时要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

决议一方面指出，以前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两种不好的现象：一种是“非组织的批评”，如“攻击个人”，“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批评”；另一种是“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如“一个行动问题及工作路线错了，同志没有什么批评，至于你说错了一句话，或者态度上不大好，那批评就多了”。这种对“个人缺点”的“多所指责”，往往弄得同志“无所措手足”。决议一方面严肃指出这种批评的严重危害性说：”这种批评一发展，党的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决议同时又明确地提出了进行正确的党内批评的方法，即：一是要党员懂得开展党内批评的重要性，使党员明白“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二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三是规定“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毛主席认为这样就能保证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实现无产阶级化。

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建党”原则从提出到形成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古田会议决议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开始摸索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规律。决议虽然总结的是红四军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但是在时的历史环境下，红四军的党可以一般地反映出全党的状况。如上统计数字，说明红四军的状况比全党更严重。这一严峻的历史现实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并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如何建设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自己的领导责任？这不仅是中国党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共产国际多次指责中国共产党，担心中国党会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说明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给出的指导方法却是错误的。长期身处农村战争环境的毛主席，用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扎实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新课题。

毛主席的总的回答是：在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不是把共产党员降低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而是要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觉悟的水平；我们的方法是，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党员和武装党员，使他们在无产阶级这个大熔炉中，逐渐锻造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而不是让他们的思想退回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水平。总而言之，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样，就能保证党绝对不会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中国的红军战争绝对不会变成“单纯的农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