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策马上山，向毛主席紧急送周恩来电报，主席冒雨下山电告朱德
赣南会议后，1931年 12 月4 日，中共临时中央就向全国各苏区红军发出了如下训令：
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路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南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使皖西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
训令专门要求中央苏区：
应以红军主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
训令最后并以充满激情的语言指出：
中央坚信，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将在最短时期中实现起来，反动的丧锺是在响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
这就是“左”倾中央推行的所谓“积极进攻路线”的全部内容！而这与毛主席的主张完全是南辕北辙、互相对立的。对于毛主席等提出的赣南、赣西南、闽西北 20 县的工作，训令提出，这个工作交由各县地方武装开展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反对主力红军到这些地区去活动，主力红军应立即去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任务。
“左”倾临时中央提出的这条“积极进攻路线”，显然都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意图，周恩来处于这个夹层中，不能不受到影响和表示执行。为此，周恩来在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于12 月6日代中共临时中央执笔起草了致苏区中央局的第十二号指示电，指示红军攻取赣州。电文指出：
报载赵观涛师将调京汉路，南京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江西敌情现侧重保持临川至宁广之线以固南昌，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趁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另以少数部队配合群众赤卫军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中央已指示湘赣边省委向赣南行动，湘鄂赣红军向樟树方向游击。如何，望讨论执行。
这个电报表明，周恩来当时是同意执行“积极进攻路线”，向赣州、吉安等较大城市进攻的；但是，周恩来却十分慎重，电报最后说得“如何，望讨论执行”即是要求苏区中央局看具体情况来考虑和“讨论”能不能执行这个任务。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在听了毛主席的分析后，就改变了他的这一想法。——这也同时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领导风格，他从不向下级下达硬性命令，即使代表中央下指示，往往也多有商量的口气。
周恩来临离开上海前，博古又同他谈了一次话，对他说：“进攻中心城市已可能”，要他到中央苏区后执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领导红军攻打赣州。他还告诉周恩来：组织上毛主席只管政府工作。就是说不要让毛主席管军事，以免妨碍“积极进攻路线”的执行。由此可知，剥夺毛主席的军权，是“左”倾临时中央早已就有的打算。
周恩来于1931年 12 上旬离开上海，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席不暇暖，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就又发来博古主持制定的《关于争取革命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毛主席后来认为，这个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一步“得到了继续和发展”。
这个决议认为：
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动，“国民党各派的力量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决议要求：
中央红军“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则应以鄂豫皖为中心，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连成一片，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决议把不同意攻占中心城市的意见斥为“右倾”，强调“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周恩来拿着这个决议去征询中央局代书记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坦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根据力量对比，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他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高墙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赣州虽然只驻有国民党第十二师第四十三旅两个团，但赣南 17 县的地主武装大都麋集城内，这些反动势力不可小视；况且赣州北面的吉安驻有国民党军罗卓英、陈诚的第十一师等五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南面驻有国民党粤军的几个师，如果红军赣，他们势必前来增援，红军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他坚持认为，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红军还是按总部原定部署，继续开展赣南、闽西北 20馀县打土围拔白点的工作，应该先打掉地主豪绅的土围子，拔掉这些白点，保证后方的巩固和安全，然后再向外发展。
一向实事求是的周恩来，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并立即把这个意见电告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这些城市确有困难。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根本不接受这个意见，立即电示中央苏区：原意不变，城市不能动摇；但也不再坚持“首攻南昌”，提出：如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取一个城市攻打，并占领之。临时中央领导人固执地认为：打下一个中心城市，将中央政府搬进去，就可以宣布江西一省“首先胜利”了。显然这是一种急功近利、幼稚可笑的想法，是“左”倾机会主义急性病的典型表现。
接到这个指示，周恩来也不好再加回绝。于是，1 月上旬，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研究如何执行中央指示。会上经过讨论，多数人意见要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之中的赣州。毛主席忧心忡忡，在会上仍然直抒己见，不同意打赣州。认为： 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并说：即使一时打下赣州，也难以守住；主张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朱德也表示不赞成打赣州。但会上多数成员都赞成攻赣。毛主席又建议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他问过彭德怀，彭说，赣州守军马皇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来的。周恩来也倾向于要执行中央指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三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的包围之中，比较好打。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临时中央决议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得占多数。毛主席的意见成了少数。
苏区中央局正式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
1932 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对攻打赣州作出了具体部署，将中央苏区所有部队分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红七军、红一军团的红四军等组成，担任主攻，以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七个独立师组成，以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为总指挥；机动部队由红三军、红十二军、红十六军和红五军团组成。
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苏区中央局完全把攻打赣州当成主要任务来进行了，中央苏区的全部红军都出动了，包括刚刚起义编成的红五军团。
主作战军红三军团四次攻城均告失败：2 月 13 日第一次攻城打响，架云梯爬城失败；2月17日第二次改用坑道爆破：用棺材装炸药（名之为“棺材炮”）爆破城门三处，然后发起猛攻，也均被敌人猛烈火力击退；2 月23 日第三次仍用棺材炮攻城，仍未能奏效；3月1日，军委总部移驻赣州前线直接指挥第四次攻城。因敌军不仅火力强大，并且有飞机助战，轰炸红军阵地，红军只得停止进攻，第四次攻城也未奏效。
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在红军数次强攻下，赣州守敌旅长马皇一面组织部队拼死顽抗；一面向蒋介石紧急告急求援。蒋介石急令吉安的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任前敌总指挥，率两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共3万馀人驰援赣州。敌军偷渡赣江成功，有两个团突入城内，与马遑密商了“增兵进城，内外夹击”的策略，于7日拂晓敌军出城偷袭、城外敌军配合进攻红军得手，红军阵地被敌军占领。
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形成敌众我寡的局面，红军腹背受敌，处于危急状态。中革军委不得不在3 月7日，下令撤出战斗。
红军攻赣，从2月上旬到3 月7日，历时 33 天，久攻不克，以失败告终。红军计伤亡3000 馀人，红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七师政治委员欧阳键等10名师团级干部英勇牺牲。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不仅如此，因攻赣战役一个多月，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第一次失败。但他们是不承认失败的，以后甚至将攻赣失败的责任转嫁到毛主席的头上，说是因为他不支持中央“进攻路线”造成的。
红军撤围赣州后，集结在赣州以东以南地区休整。红三军团仍未能摆脱敌人重兵围困。
为了总结攻打赣州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赣州撤围后红军的行动方针，周恩由瑞金赶赴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行前，专门让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拿着他亲自起草的一封紧急电报，去瑞金城郊东华山立请毛主席下山亦来参加会议，商讨对策。电报大意是：我军攻打赣州，苦战一月不胜，请主席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毛主席此时正退隐东华山古庙养病。
原来周恩来到瑞金后，为便于了解、熟悉情况，仍然由毛主席以代书记身份主持了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1932年1月中旬，毛主席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毛主席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来势颇为凶猛。毛主席沉默，一言不发。会议陷入僵局，中途更换了主持人，即不上毛主席主持会议了。会后不久，毛主席于1932年1月下旬向苏区中央局请假，卸去中央局代书记职务，带着警卫员吴吉清等，退隐到叶坪东面离中央政府不到两华里的东华山小山头上的古庙养病去了。
毛主席退隐东华山是一种无奈之举。
这时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不仅因为这次中央局会议遭到围攻；而且年初讨论攻打赣州时，因为毛主席坚持不同意，有人就扬言：“打开赣州再和毛主席算账！”鉴于此，毛主席只好向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中央政府工作由副主席项英暂时负责。
毛主席在东华山待了一个多月，一边休养看书，一边教警卫员们学文化、学时事。时值春节，毛主席有时还到黄沙村与群众一起闹元宵、观灯、看戏、聊天。
但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仍然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时常念及此事。此时见项英策马上山，毛主席料到有紧急情况，欣然接见。项英呈上周恩来的电报，并口头向毛主席谈了赣州前线军事失利和三军团受困的情况。
毛主席看了电报，听了项英的口头报告，二话没说，立刻招呼警卫班收拾行，冒雨下山，赶回瑞金红军学校，通过红校电台告诉朱德：大胆起用预备队五军团增援攻城部队，掩护撤退，以解三军团之围。红五军团前身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西北军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并将他们远从西北地区调来“围剿”中央苏区，为的是既消灭红军，又排除异己。在部队内部地下党员的策动和爱国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的领导下，于1931年 12 月发动宁都暴动，全军起义参加红一方面军，编为红五军团，全军达 17000 人，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但“左”倾领导人不敢大胆使用，对他们“不放心”，攻赣战役，只将他们作为预备队，放在后面。
朱德接电后，立刻亲率五军团第十三军赶到赣州城郊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在红四军的支援下，会合三军团与敌军展开白刃战，至傍晚，红军才得脱重围，全部撤出阵地。
毛主席在红校发出电报后，当天晚上，即带警卫班冒雨出发，日夜兼程，赶到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见到毛主席即刻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这是毛主席未出茅庐建立的第一功： 决策解了三军团的围，由此也可见五军团的战斗力。随后，毛主席经过调查，提议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3 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在江口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毛主席、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及中央局其他成员等。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研究了红军今后的斗争任务。
毛主席在听取了各军团首长关于攻打赣州情况汇报后，对攻赣的重大伤亡和红军声威大损，甚表愤慨，严厉批评了盲目攻赣的军事错误。他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主张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应大胆向外出击，“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根据地。
毛主席的这个提议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战略设想，是要红军转入外线作战，以“出击求巩固”。
朱德赞成毛主席的主张。30 多年后的1964 年2 月9 日，他到闽西视察工作，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主席当时的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
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
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
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的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1932年春，王明‘左'倾路机会主义线推行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前进，在那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在江口会议上，中央局一些原先积极主张攻赣的人们，在失败面前居然拒不承认攻赣错误，仍然认为：“红军这次攻赣，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形势，对政治形势估量不足。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以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以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命令》，1932年3 月17日。）他们还认为，现在虽然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这种意见，体现出了教条主义者们的幼稚性：只晓得搬书本理论，却闭眼不看事实。
江口会议虽然一致决定不再攻打赣州城了，但是，却否决了毛主席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而是决定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执行中央的“城市中心”路线。按照这个决定，红军部队的部署是：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在赣江两岸分别作战。
一个有意义的决定是：按照周恩来坚持提出的意见，会议同意让毛主席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随中路军北上行动。这就使得随后的红军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