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有些拘谨，邓小平讲电报费和招待费的故事，博得热烈掌声

1926年，邓小平受党的派遣，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他选择了一条到达目的地的直线捷径，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入境，经内蒙、宁夏、甘肃平凉到达西安。当时，北伐战争进入高潮，由于战局紧迫，军命在身，长途跋涉，戎马倥偬，因而第一次到甘肃，只能说是路过。

　　10年后，1935年9月上旬，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随军长征进入甘肃。当时，正是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红军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脱离险境进入甘肃后，相继在俄界、哈达铺、榜罗镇召开了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两次调整战略方针，最终确定了落脚陕北的重大决策。为坚决贯彻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身为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用一切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使中央新的方针迅速转化为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他组织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并在总前委和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上登载介绍陕甘苏区的系列文章。红军到达通渭县城后，宣传部组织了盛大的文艺晚会。通过这些活动，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央调整战略方针的重大意义，从而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增强了去陕北的信心。从9月7日进入甘南，经陇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10月16日到达陕北，这一次邓小平在甘肃呆了整整40天。

一年后，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签发了西征命令，正式组建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邓小平担任西野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任政治部主任，随军西进甘肃。这次西征的目的，是在老区的西部创造新根据地，争取东北军，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合力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因此，政治工作较之军事进攻尤为重要。邓小平作为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每个指战员都深刻地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由于政治工作的保障，西征战役一开始就进展顺利，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相继解放了曲子、环县、镇原、固原、西吉、打拉池一线大片土地，开辟了纵横200馀公里的新根据地，使新老苏区连成了一片。从7月上旬开始，按中央部署，西征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以赤化、扩红、训练为中心，并侧重建立与东北军团以上军官的统战关系，以便“能在二、四方面军北上不久，东北军能作军事政治上的发动”。

为此，毛泽东特别向彭德怀推荐了邓小平，认为他是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得力人选。当时，为了争取东北军，政治部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各种渠道发展与东北军中上层军官的关系，直到双方暗中往来，签订停战协定。三大主力会师后，立即发起了山城堡战役。时隔20天，东北军联合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从此，10年内战宣告结束，国共两党握手言和。“西安事变”爆发后，为制止新的内战，策应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行动，红一军团于12月下旬移师陕西三原、云阳镇一线。邓小平结束了历时7个月的甘肃之行。

　　不久，邓小平于1937年2月再次来到甘肃。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一军团回防正宁、宁县一线，开始了历时半年的整训工作和改编准备。邓小平领导的军团政治部设在宫河王录村。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联名签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结束了他的第四次甘肃之行，率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到1957年，邓小平离开甘肃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4月5日，邓小平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礼堂，向参加会议的甘肃省领导干部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

　　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积极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经济建设。他指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建设方面，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的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他提醒广大干部：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大跟头，犯大错误。报告最后强调要充分认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穷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天，邓小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兰州炼油厂工地，参观了兰州市有关文化设施，并称赞说：这符合我们勤俭建国的精神。他还听取了省、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抽空到邓园探望了老朋友邓宝珊省长。

　　4月6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甘肃的活动，前往西安视察。

　　对西安这个城市，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一站。

　　1927年3月，邓小平奉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他来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邓小平在这里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时间，但为陕西乃至全国培养了相当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不少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反共产党，西安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恶化，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

　　这是30年前的事了。

　　这次到西安，是他此次视察中的第二次。他在3月23日就曾来到了西安。当天，邓小平抵达西安后，下榻在止园。

　　止园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故居，1936年4月建成。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将军就住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将止园的一部分加以改建，作为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处所之一。限于当时的条件，即使是止园改建成的宾馆，设备还是比较简陋的。

　　邓小平这次到陕西，除了宣传八大的精神和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一五”计划期间，由前苏联为我国援建了156项大中型建设项目，习惯上称“156项工程”。在这156个项目中，建在陕西的有24项，主要是军工项目有17项，其馀为民用项目，涉及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电器、电力、光学制造和煤炭开采等。

　　邓小平不让报道他的这次视察活动，不许人们对他的到来进行张扬。

　　3月23日这天，止园南楼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邓小平坐在临窗一张靠背沙发椅上，两旁坐着省市负责人张德生、冯直等，各厅局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人员环坐四周。

　　西安市委书记冯直主持会议。他说，党和国家对西安的城市建设非常重视，也非常有决心。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李富春、万里等同志来指导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这一次，邓副总理又来检查指导。

　　接着，冯直简要地汇报了西安城市的建设情况。他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时，西安是一个烂摊子，连自来水都没有。现在西郊的电工城、东郊的纺织城和南郊的文化区都已初具规模，今后要努力建设，使西安成为一座人民的新型城市。

　　冯直说完后，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说，还是先请大家讲，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开始，在座的人还有点拘谨，纷纷小声议论。邓小平鼓励大家：大点声讲，放开讲。于是，有人开始了第一个发言，随后，会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人们纷纷发言，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建筑材料要不要预制、工程建筑实报实销浪费大、计划外开支无法解决，甚至连19块钱也解决不了等等。

　　在大家发言告一段落后，邓小平说，美国建筑材料70%～80%是预制品，苏联只有20%多一点，美国最高，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有的是人，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预制合算就预制，不合算，那就没有什么优越性了。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国营建筑企业），别无分店，你要包也得包（包工包料），不包也得包，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浪费了也毫不心痛……你们连19块钱的权都没有，不像话！前一次听武汉的同志讲，他们要用30块钱请苏联专家吃一顿饭，不给开支。没有办法，只好打电报到北京请示。花了300块电报费，才解决了30元招待费，真是个可笑的故事。他们是30块，你们是19块，你们顶好也多打几次电报，电报费报销没问题，这个办法好？一番幽默诙谐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了。

　　邓小平说，你们告诉他们（主管财务者），为了19块钱，你们打了几次电话，发了多少电报，连这次电报费算在一起是多少钱！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

　　这次座谈会后，邓小平又赶赴兰州等地，于4月7日再到西安。

　　此次视察期间，他不仅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中诸如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乘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

4月8日上午，位于古城中心位置的西安人民大厦会议厅内坐满了在西安的省市干部们。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台下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亦鼓掌向台下的干部们致意。

　　他说，这一次从北京出来，到西安住了几天后去了兰州，昨天回来。很想和同志们见见面。这次走了3个省，实际上走了3个市——太原、西安、兰州。走马看花，了解得不多，所以给同志们只能谈一般问题。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勤俭建国的问题……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

　　这次来西安看到城市建设比1952年来时变化大，感到很高兴。不能否认，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我们的成就。

　　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讲话中的一段话，继续说道：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针对陕西省和西安市以及全国其他一些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对一些建设项目一味“贪大求全”，“气魄大，牌子大”，浪费现象严重，钱花得不适当，“公子少爷的味道足”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需要“勤俭建国”的精神。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他说上海“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他建议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上海看一看，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

　　邓小平十分注意建设中的人才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干部懂得改造自然，搞建设的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很低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他指出：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标志着我们党“以苏为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通过对陕西国有工业企业的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陕西几年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形象地比喻为“骨头”和“肉”，认为陕西这几年建设的的布局是“骨头”多而“肉”少。提出不能光有“骨头”没有“肉”。对张德生的这一提法，毛泽东、周恩来都很赞赏。

　　邓小平通过这次在陕西视察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但对张德生的这个见解作了进一步肯定，而且对如何处理好“骨头”和“肉”关系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不少。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

　　西安有个城隍庙，地处古城繁华的西大街中段，自明代以来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庙设店，富有特色，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百货日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商贾摊贩，市民游客终日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邓小平参观后说，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要多办一些商店、理发馆、学校，修建文化娱乐场所，满足群众的需要。他说：“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

　　他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为此，他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这样，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消息就会灵通一些，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邓小平专门讲到，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他批评一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他列举了在山西视察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四十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五十斤。这叫什么先进经验？这也是滥用党的威信。农民对我们无可奈何，反正是党的号召，做就是了。”邓小平说：“这种情况，偶尔发生群众还可以原谅，长此下去那还行？”“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六字方针时，邓小平说，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个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邓小平最后说，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结束这次对陕西的视察时，邓小平热情勉励陕西的党员和干部一定要像过去领导革命那样领导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建设好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