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李德，拍桌子使上面的马灯都跳了起来

通道会议争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博古在会上虽然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但在会后他又动摇了。他还是倾向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因此争论还在继续下去。

通道会议是中央临时非正式的紧急性会议，时间紧迫，就是在通道城的几个中央负责人参加，大多数中央负责人均未能与会，博古和李德称它是一次“飞行会议”；而博古又是中央总书记，李德是“军事上的负责者”，所以，一时还不能完全否定他们的主张。

博古、李德不肯执行通道会议的意见。 14 日军委发出了两份意见相反的电令：

第一份电报，按通道会议决定，命令红军前进夺取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即继续“西进”。

第二份电报，却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立即出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不说进占黎的事，即坚持“北上”。——这就是“军事上负责”的李德和博古在运用他们的权力，以军委名义改变中央决定的行为。

周恩来等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必须立即纠正，坚持要求中央红军执行中共中央的第一份电报命令。

15 日，红一军团打败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突破了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这就使蒋介石原定“围剿”红军残部于黎平、锦屏、黔日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司以北地区的计划落空。国民党军的“追剿”部队一时不知何去何从，只好原地待命。因此，中央红军得以在黎平作小的休整。

占领黎平以后，16 日，李德、博古竟然又直接以军委名义发出命令，令红一、红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区，准备渡清水江，然后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而此时，国民党的黔军和何键、薛岳所率部队已分别固守清水江一线和向贵州铜仁、锦屏之线以及榕江等地逼进，如果红军渡清水江北上，又将和敌人重兵遭遇。

中共中央和军委内部意见不能统一，主要是因为“最高三人团”还起着作用。

在黎平城，周恩来和朱德仔细分析敌情后，果断决定不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即不再北上，而继续西进，向贵州境内深入。

周恩来将他和朱德的这个意见去向李德提出，并对他说：红军需要休整，贵州敌军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

李德粗暴地拒绝采纳周恩来、朱德的意见，仍然坚持转入北上，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和李德再次发生争执。

博古在旁边则说不出什么意见。他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恩来本来就知道，按共产国际原来的规定，李德作为“顾问”，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他应该服从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决定。只是过去由于博古的纵容，才让李德如此专横跋扈。

现在，周恩来看到，既然博古不表态支持李德，就可以不理睬李德，避开“三人团”，而通过政治局来决定问题。

特别是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通道会议后几次发生李德擅自改变中央决定的行为，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清楚，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威。

于是，周恩来提议于12 月17、18 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来正式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针和指挥问题，以彻底解决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纠正李德独断专行的行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争论尤其激烈。

博古在会上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经新宁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毛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继续西行，经台江、黄平、瓮安、同栾，攻遵义，而不能经新宁北上。他的理由是：一、新宁是湘军刘建绪的老巢，现在他发现红军不在通道北上，来到黎平北上，他肯定要在江口、思南一线设防，因此不宜走这条路；二、黔北军阀侯之担兵力薄弱，我们不如先取遵义，在黔北发展，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样必要时，东出思南，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西渡赤水河，北上可与四方面军会合。这对中央红军休整、出兵都极为有利。

第一天会议休会后，毛主席、周恩来知道政治局内部意见还未能统一，所以他们又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谈心，宣传建立川黔根据地的必要性。

第二天继续开会。再经过一番争论，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主席的主张：西进渡乌江北上。

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红军在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

《决定》还着重指出：“为着保卫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竟然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责问。

周恩来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坚决顶住。

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的回忆中，记述了这个情节：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点上。”

此时博古的态度终于有了些转变。尽管他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但他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表示了服从会议决定。而且，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的事，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对此次会议的情况这样记述道：“毛主席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他提出的由黎平折入黔东，渡清水江向思南前进），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浦、王稼祥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中央队三人小组”即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又趁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长江以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系指四方面军）会师。”

八年以后，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叙述了黎平会议上的争论经过：

从老山寨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境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黎平会议决议的重要作用，称其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聂荣臻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坚决执行西进的决定，挥戈西指，在黔东北击溃贵州阀侯之担部，连续攻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七座县，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皆捷，使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央红军士气大振。

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实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往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的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 矣。

陈云书中还记录了毛主席随时随地都关心群众疾苦的这样一个生动细致自故事：

自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旁，气息尚存。”“正询问时，赤军领袖毛主席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陈云这本书，1936 年春以连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

长征之前，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五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遵义会议后的1936 年5月，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在上海等候去苏联的一个月时间里，陈云写下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后释放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载了1934年10 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 6 省、行程 12000 里的传奇经历。

12 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 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又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针对李德无视军委集体领导的状况，决定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因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中共中央还不能就撤销他的这一职务，但是也再不能任他瞎指挥了。猴场会议的决定，就在实际上改变了以往他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独断专行的状况，基本上排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并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权威。

为进一步彻底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防止李德、博古以军委名义改变中央决定的事件再次发生（如通道会议后那样），1月3日，又以中央书记处（不以“三人团”）的名义，责成各军团首长将猴场会议决定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以使“众所周知”。

这样，博古、李德就再也不能重施其伎了。

正如周恩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但是，猴场会议后，争论还没有完全结束。毛主席仍然不断地做工作。周恩来回忆道：“从黎平往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遵义会议前，毛主席向博古、李德进行的四次抗争并最后基本取得胜利，这就不但为遵义会议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也为毛主席走上红军最高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大家都已经看到，主要是依靠毛主席的努力和他的智慧，才克服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厄运，走上了一条胜利前进的道路。

为了彻底解决中央领导人的内部争论，重新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威，建立党和军队的真正统一和团结的领导集体，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