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命令“烧房子”，张宗逊只在门口点了两团火，反受毛主席支持
1927年10月23日天将破晓，部队突然受到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由于不了解敌人情况，部队临时紧急集合，撤出大汾圩，向井冈山进发。张宗逊奉命率特务连负责毛主席的警卫护送任务。接到这个任务，他心里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激动的是保护毛委员的安全，这个任务很光荣;紧张的是怕行军途中万一出点差错，事关重大。张宗逊召集党员干部开会，要求大家百倍警惕，不容一点马虎，保证顺利完成任务。部队出发后，张宗逊总是在毛委员身边，东张张、西望望，恐怕有什么意外发生。有时毛委员和他谈话，他都好像没听见。毛委员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不要紧张嘛，你到前后去看看战士们，不要总跟着我寸步不离！”在行军中，张宗逊发现毛委员的脚背被草鞋带子磨破了，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于是派战士们绑了个担架，要抬着毛委员走。当担架抬到毛委员身边要他上担架时，毛委员坚决不同意，说：“没关系，还能走，咱们大家一起走。”说完拄着根竹棍子，又一步一拐地向前走了。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张宗逊和他的战士们。
对于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领导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在湘南暴动中一些盲动主义做法的影响下，也有一些人主张烧杀，这些人盲目地认为，烧杀政策是党中央的精神。1928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部队决定退出汝城县城，上级把张宗逊找去，命令他带上一个排去烧房子。这可让张宗逊犯了难了，他心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明明规定了损坏东西要赔，怎么还能故意烧房子呢！他对领导说：“烧房子不合适吧！”没想到领导却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命令说：“这是党中央的精神，不能留给敌人一草一木。烧！坚决地烧！执行命令吧！”张宗逊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服从命令。”在具体执行任务时，张宗逊刘战士们说：“咱们不能挨家挨户地烧房，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执行命令，就到那两家大一点的商号门前烧两堆火吧！”战士们来到商号前，正准备点火，张宗逊说：“先等一等，叫开门把店主人喊出来让他们做好救火的准备，再点火。”就这样，战士们在门前点了两堆火，就走了。火很快被扑灭，没造成损失。张宗逊也算是完成了“任务”。这种“赤色恐怖”，在毛主席同志的坚决反对下才被杜绝。
1930年12月29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敌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率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孤军深入到革命根据地龙岗地区。30日晨，敌军出动，当即遭到红车的迎头痛击。战斗至中午，友军九师师长亲自跑到作为预备队的三十六师，要求增援。张宗逊请示军部同意后，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作为三十六师师长的张宗逊把枪一挥，带头跳出阵地向前冲锋。他心想，他的这个师大部分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作为一师之长必须给他们做出榜样。在张宗逊的带动下，部队初次作战，表现得很英勇，经过两次冲锋就将正面的敌人击溃并消灭了一部。他命令部队继续追击，正好遇到敌师部的警卫营，这个营的武器精良，配备有花机关枪和驳壳枪。见此情形，有的战士正要退缩，只听张宗逊大声喊道;“同志们，沉住气，瞄准打，他们的驳壳枪打不远，比不上我们步枪的射程，他们打不到我们。”战士们闻听此言，顿时稳住了情绪，一阵猛烈射击，就把敌人打跑了。通过这次战斗，张宗逊进一步体会到，先有勇敢的指挥员，才会带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战士。
1932年10月，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推行王明路线的人诬蔑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决定让毛主席回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实际上撤销了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张宗逊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不理解，内心里深为毛主席不平。他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932年12月上旬，在他去十二军任职的路上，经过长江时特意去看望了在那里休养的毛主席。毛主席见到张宗逊后高兴地说：“张宗逊！是你呀！你好嘛？”没等张宗逊开口通话，毛主席便急切地向他询问前线的情况。张宗逊知道毛主席很关心战局的发展，尤其是打歼灭战的情况。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张宗逊都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特别关心的是能否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张宗逊回答说不知道。毛主席不无惋惜地说：“占领邵武之后，应该派人到崇安去联系。”这次谈话，自始至终毛主席一字未提及自己受排挤的情况。张宗逊也便打消了询问的念头。毛主席的组织观念之强，又一次深深地教育了张宗逊。
1935年2月，在长征途中，张宗逊带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在歼灭敌薛岳所部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手术后，伤口一时不能愈合，行军转移时，战士们绑好了担架，要他躺在担架上，但他死活不肯，坚持自己拄着棍子走。同志们拗不过他，只好让他自己试试，可没走两步就摔倒在地上了。战士们急忙扶起他来，只见他满脸大汗。警卫排长着急地说：“参谋长，就让我们抬着你走吧！”在战士们的再三催促下，万不得已张宗逊才上了担架。他动情地对战士们说：“你们可辛苦了，沿途要夜行军，走小路，还要躲敌机轰炸，可苦了你们了。”一个战士说：“参谋长，您不是常说，革命大家庭要同生死共患难吗！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也要把您抬到目的地。”就这样他们上路了。张宗逊心里却总是惦记着战士们，在行军的道路比较平坦时，他坚持骑马，让战士们得以休息。一次在经过一段密林小路时，不能骑马，也不能抬担架，战士们要轮流背他走，他坚决不肯，硬是拄着棍子拐一拐地自己走，一直咬牙坚持了十多里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1935年3月，张宗逊因腿部负伤来到中央休养连治疗，伤愈后即被任命为休养连连长。休养连是个特殊的连队，大多数是休养人员，有体弱年老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等。张宗逊深感责任的重大。行军每到一地，都认真仔细地安排工作人员打前站，找向导，请挑夫，找粮食，安排宿营地等。千方百计保证全连同志们的安全。到了宝兴以后，部队就要翻越夹金山这座大雪山了。张宗逊把大家集中起来，介绍了先头部队过雪山的经验。他说：“我们要在正午前过山顶，午后气候变得恶劣不能通过。在山顶上不能停留，要手拉手地集体通过。体弱的同志要拉着马尾巴上山。”随后，他为领导同志安排了马匹，让他们骑马上山，对于重伤员，他都安排两个身体稍好的同志负责搀扶。部队正准备出发，突然出现一阵混乱，原来是董必武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要求把马让给重伤员，他们自己拉着马尾巴上山。张宗逊无奈，只好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他转而对大家说：“我们的领导同志都不骑马，我们大家一定要克服困难，团结互助，就是爬也要大家一起爬过雪山去。”在张宗逊的指挥下，休养连顺利爬过雪山，没有一个掉队的。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进行了整编。四方面军抽调部分兵力和武器弹药补充到一方面军，一方面军选派部分十部到四方面军去。1935年8月上旬，张宗逊被选派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离开、方面军到四方面军工作，他不安心，就写信给右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请求调动工作。9月9日晚上，张宗逊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他见到电报，喜出望外，立即起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10日黎明赶到总部，到了总部却未见到叶剑英参谋长。当他得知毛主席、党中央已率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后，心里懊悔极了，只怪自己遇事不敏感，看不到张国焘搞分裂的企图。其实，张宗逊在前一天晚上赶往总部的路仁，曾遇到一、三军团的收容队，但没敢向他们打听情况。收容队的同志也误以为他是四方面军派来的人员，没把中央红军北上的真相告诉他，错过了联络的机会。从此，张宗逊离开了红一方面军，随四方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但他总忘不了这段擂曲。
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之后，张宗逊因错失良机未能随军北上，又回到了四方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1936年4月4日，四方面军到达炉霍。此时，部队的行动方向已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问题。张宗逊更是盼着能够早日北上和党中央、中央红军会合。一天，李井泉、郭天民、曹里怀来到张宗逊的住处闲谈。当时曹里怀是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他说：“先遣军刘伯承同志来电报说，经过在金沙江上游的调查，发现经川西北德格、邓柯，到青海的玉树前往西宁，沿途人口稀少，大军不能通过。”张宗逊他们几个人就议论起来：本来就不该南下重过草地，应与中央红军一起北上。这件事不知被什么人汇报给张国熹，张国焘听后大发脾气，并叫人以非法的“军委”的名义通知他们：曹里怀泄露军情，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张宗逊不制止谈论军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李井泉、郭天民分别给予警告处分。事后，张宗逊他们才知道，张国焘早已把他们几个列入拥护毛主席、周恩来的名单中，加以监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