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宋时轮不一般！幼年误入虎穴险丧命，不怕美帝纸老虎
宋时轮(1907-1991)，原名宋际尧。湖南省酸陵县黄村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宋时轮幼年时，家境贫寒。他两岁时，母亲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给全家人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经济上的负担也十分沉重。自此，在醴陵县丁姑山的山坡上和田埂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位背着一个婴儿砍柴、割草的女孩宋福英。宋时轮幼年就是在姐姐的背上逐渐长大的。由于家境不济，姐弟俩时常受人欺负，宋时轮自小就形成了好动、顽皮、倔强的性格。
时光荏苒，宋时轮已经是十多岁的大孩子了，他相依相靠的姐姐出嫁到二十馀里外的外村。宋时轮舍不得姐姐离开，但又无可奈何，便经常跑到姐姐家去玩耍。深秋的一天，宋时轮活蹦乱跳地跑到姐姐家。姐姐为弟弟跑这么远的路感到很心疼，便用自己酿制的米酒款待弟弟。宋时轮见到姐姐，心里高兴极了，一连喝了几大碗。这时，姐夫回家，见宋时轮醉意朦胧的样子，拉下脸来很不高兴。宋时轮就一声不吭地往门外走。在回家的路上，由于天黑和有些醉酒，他迷了路，随意钻进一个山洞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才发现身边有几个小虎仔，原来是钻进了老虎洞，幸亏大老虎没回来，好险呀!
宋时轮误入虎穴，是他生平第一次历险。后来，他谈及这段经历时说:我小的时候，真的老虎洞都睡过，还怕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这些纸老虎吗!
1921年，14岁的宋时轮考入县立渌江中学。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该校曾是全县革命的摇篮。一些共产党人或来校宣传革命思想，或以学校为中心在全县开展革命活动。宋时轮入校后，学习勤奋，热爱劳动，痛恨权势，疾恶如仇，不慕虚荣。凡是了解他的人都喜欢与他接近，当时渌江中学进步教师孙筱山更把他看成是自已的得意门生之一。
1922年，宋时轮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与同学左权、陈恭、蔡升熙、陈觉、王亚文、肖石棚等人发起成立“社会问题研究社”，经常研讨一些同学们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如:青年为什么要求学、怎样求学?有为青年应立什么志、怎样立志?在国弱民困之时，有志青年应该怎么办?等等。“社会问题研究社”每周举行专题讨论会，研讨社会改造、思想革新、民族自决、妇女解放这类当时最时兴的问题和民主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阐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宋时轮被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浪潮席卷着，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各种反帝、反封建、反旧文化、反基督教、反学校贪污的活动。在学校的讲演会上宋时轮常常踊跃登台，用他的所见所闻，尽他的认识能力，对当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官吏腐败等罪恶，慷慨陈词，指点揭露。由于他思想激进，抨击有力，在反对杨人杞(杨东著)贪污的活动中，被学校开除，曾流浪于长沙街头。后在长沙通俗报馆谋到一个校对的工作，开始了他一边工作一边进学校读书(大麓中学)的生活。革命思潮和一系列社会活动，使宋时轮对旧社会的反抗思想日渐形成。
1923年冬，宋时轮和左权等同学摇着一条小船，登上状元洲，议论一个最秘密的消息:广州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柳漱风来醴陵，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生。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这或许是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宋时轮遂与左权、蔡升熙、邓文仪、张际春、左纪棠、何元淮等20多人秘密前往报名。
从湖南去广州的路程并不很远。但由于军阀混战，湘、粤间战事频繁，铁路早已中断，他们只得从长沙，经汉口，绕道上海，乘船去广州。到汉口时，多数人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若靠边打工边走路，定会延误到校日期。宋时轮提议，把每个人剩下的钱集中起来，由专人管理，负责安排生活，大家继续上路，他一人回家乡筹款，尔后再去广州。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赞成。于是，由左权、蔡升熙带着其他同学继续南行。身无分文的宋时轮，一路上过着近乎乞讨的生活，历尽艰辛，终于在1924年春天回到醴陵。
过度疲劳的宋时轮染上了痢疾，他只得一边治病，一边设法筹款。他的病时好时坏，一直拖到1925年冬，身体复原后，才与沈仲文等同学风尘仆仆地赶到广州。
1926年4月，在同乡李香岭的荐举下，宋时轮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5期入伍生队。在黄埔军校期间，宋时轮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亲身感受到革命风暴的激流，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当年，他在东山医院治病期间，由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宋时轮受命进第6期入伍生队，编入第一团第四营第十六连。1927年1月，部队驻防太平圩期间，由张庆孚(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介绍，宋时轮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真正开始了一名革命者艰苦奋斗的生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各地反革命政变迭起，白色恐怖迅速笼罩了祖国大地。宋时轮于4月20日在广州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运动”中，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关进广州河南(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
宋时轮被捕后，较长时间的寒冷和潮湿的监禁生活，使他的双腿关节严重发炎，行走十分艰难。当时，他才20岁，第一次经受过铁窗生涯的磨难，但一直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后来，他又受到转来狱中的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熊雄的教育，意志更加坚定。在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和一次次严酷审讯面前，他始终坚定不移、忠贞不屈。他积极参加了绝食、要求放风、读书、看报、改善狱中伙食等各项斗争。1929年4月刑满，经党组织找保释放出狱。
出狱后，宋时轮根据组织指示，立即赶去香港接转党组织关系。到香港不久，便碰上了旧日同学李适生，李坚持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部队供职。宋时轮担心暴露他到香港来接关系的意图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麻烦，为摆脱纠缠，未等到办理好组织介绍信，便匆匆于当晚乘船去了上海。到上海以后，由于人地生疏，又无介绍信，经同牢一名四川籍同志介绍，找到与我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的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先生(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董先生虽然与宋时轮是初次见面，但在看了宋时轮带来的介绍信以后，知道来者是自己的同志，遇到了困难，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宋时轮。宋时轮拿到这些钱后，又去长沙找党组织，但始终未能取得联系，便决定回家乡拉队伍打游击。50年代初，宋时轮和董竹君在上海再次见面。他告诉董先生:你资助我的那些钱，我分文没有浪费，一小部分用于回湖南老家的路费，大部分用在组织和发展游击队上了。
宋时轮出狱回到家乡后，由于还乡团仍在到处追捕共产党人，白天不得不躲在山上，晚上才敢下山来宣传、发动群众。有时饿了，就采一些野果子充饥。一次，他又饥又渴又累，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一块红薯地里。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拔了几个生红薯充饥。正当他狼吞虎咽吃着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人。原来，这个中年人，以前就住在山坳下，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坚决，打土豪，分田地，事事走在前面。“四一二”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到山上来靠种地为生。宋时轮吃罢红薯，在草棚里坐下来，和他亲切地拉家常，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没谈几句话，这个中年人就急不可待地问:“时轮，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宋时轮听了这句发自心底的问话，深深感到，大革命中的农协积极分子，他们的心里始终是铭记着革命、盼望着解放的;但在白色恐怖下，一时失去了党的领导，难免产生困惑。于是，宋时轮亲切、坚定地对他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他立即恳切地向宋时轮要求:“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这个中年人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建的游击队，并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秋，在湖南酸陵、浏阳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敌人颇感头疼的“黑杀队”。这支游击队，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指挥下，好似一把钢刀，直刺当地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胸膛;也好似阵阵春雷，惊醒了萍、浏、醴沉睡的大地。游击队的活动把许多穷苦弟兄吸引到了党的周围，使他们团结起来，投入了斗争。与此同时，反动团防、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也更加抱成一团，加强了反革命活动。
由于反动派的追捕，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宋时轮带领的这支游击队只好睡在树林里或山洞中，经常忍饥挨饿。但是，他们紧紧依靠当地群众，不断寻机打击敌人，壮大队伍。当时，曾有一股土匪武装想吃掉这支革命队伍，假惺惺地邀请宋时轮去赴宴。在这“鸿门宴”上，土匪头子劝宋时轮入伙，遭到严词拒绝，就拔枪想打死他。宋时轮眼疾手快，先出枪打中了土匪头子，并将这支队伍归并到游击队。
不久，宋时轮的游击队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着便开到了井冈山地区，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后来，毛泽东说:“宋时轮也是一路诸侯”。
1931年春，宋时轮由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队长调任红三十五军参谋长。他上任不久，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敌人这次“围剿”，仗恃人多势众，十分猖狂。
3月中旬，红三十五军1200馀人在江西宁都谢村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时，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是3. 4万馀人。按作战部队计算，红军与“围剿”敌军的比例近乎于1：30，力量悬殊很大。如何以少胜多，打破“围剿”?宋时轮认为“智取为上”。但用什么战法取胜?他一时尚无良策。
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多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宋时轮认为，这一方针正是“智取”与“军事打击”并举之策。“智取”在于“诱敌深入”，“军事打击”必须选好首战的歼击对象。二者结合，胜券在握。在作战方法上，毛泽东主张先打先歼弱敌王金钰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富田战斗中，在邓毅刚军长、李井泉政委指挥下，宋时轮积极贯彻毛泽东坚持的作战方针，实践毛泽东倡导的作战方法，组织部队与兄弟部队协力作战，取得了歼敌第二十八师兵站、进占富田的首战胜利，为断敌一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