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你们山东女的都不让上桌吃饭吧？”“你们东北人是不是都会社会摇？”……这些地域歧视的话语熟悉吗？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已经出现了。

关于地域歧视为什么会出现，那原因还真是复杂多变源远流长。举例来说，宋代的“蜀闽同风”，就是有“宋朝特色”的地域歧视。

“蜀闽同风”的完整表述是，蜀闽同风，腹中有虫。从字形上看，可谓十分直白浅显易懂了。但这很容易让四川福建的朋友们委屈——造字法的锅，干嘛怪到我们头上？所以说，虚伪！骂人的都皮里阳秋很虚伪！

真正的原因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一、两地受到歧视的不同原因

首当其冲的就是赵宋皇室的那点小九九。

蜀中这地方，天府之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主要表现在——“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割据政权不知凡几，而中央皇权往往拿他们没有办法，实在是此地易守难攻。尽管从成都入主中原的例子不多，但始终是统治阶级心里的一根刺。

成都的姑娘小伙往往有反骨，历朝历代的起义此起彼伏，也不符合皇室对于顺民的要求。在前朝，四川有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让当时的中原政权如鲠在喉的政权存在；在当朝，四川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农民起义照理说无关紧要，但这次起义的突出之处在于王小波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这在起义史上是创举。

其次，不能忽视的时代条件是，宋代是一个多民族政权并存的时代，蜀中的民族环境也很复杂。作为宋帝国西部边陲的一州，四川的少数民族不可谓不多，民族问题敏感复杂，很容易出现“失误”。作为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一环，四川又与青塘、西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宋代君臣对这种状况毫无防备，那是万万不能的。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斗争。对宋代稍有熟悉的朋友不会忘记宋代党争持续时间之长、牵连范围之广，而四川在中央的“驻京办”人员是蜀党。

要说起蜀党啊，那可老卑微了，党争的时候三天两头碰一鼻子灰。为证明并非故意污蔑，让我们举个例子，苏轼。——这个例子简直生动形象到看图说话的地步。苏辙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功力，永远赶不上他哥作死的速度。

总之，四川境内有外族，连接着外国，还随时可能起外心，不防你防谁？

福建的问题与四川共同点不多，但结果是一致的，不妨倒推一二。

首先，宋代的福建就不能算是什么好地方。四川尚且讲究一个少不入川老不出关，适合养老，福建就只能是个蛮荒之地了。换句话说，适合流放。如果说苏仙惦记的那些荔枝让我们记住了海南岛，那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理应当我们回忆起潮州。

只要大小是个官员，基本都对去这种地方深恶痛绝，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不容易做出成绩，从民风民俗到自然气候都与中原格格不入，自己的生命和政治生命从此够呛，只能“好收吾骨瘴江边”。

另一个福建人被排斥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科举优势。宋代是科举制度获得极大发展的时代，福建地区学风浓郁，往往在科举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学而优则仕。但这是北方的官员不乐意看到的。

从赵匡胤说“南人不得坐吾堂”到寇准说“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宋代君臣对南人的打压几乎是成体系的，在这样荆棘丛生的条件下，入得《宋史》的人物福建第二，江浙第一，这就足以说明南方经济文化之崛起了。

然而当时的人毕竟没有上帝视角，一直以来有优势的北方人对南方人有偏见，那也自然。有意思的是，福建曾在宋代如此憋屈，而宋代以后，竟让福建人朱熹成为一代宗师，受士子官员景仰，真是令人称快。

二、两地受到歧视的共同点

福建和四川并非没有共同点，从整个国家的布局看，两者都是南方地区，又都是经济发展的地区。是南方地区，则受到中原地区的君臣打压、歧视，但宋代之特殊在于，它的“中原”是不完整的。在北方无力硬刚契丹人，没有占据自古以来作为正统评判标准的完整的中原地区，到南宋干脆偏安江南。

于是又不得不改变标准，强调正统的认定不在于地域，在于文化，至于文化，南方人就更不虚了呀！于是一直强调祖宗之法的宋代选择性无视了赵匡胤“南人不得坐吾堂”的祖宗之法，捏着鼻子认了南方的崛起。唐宋八大家无一北人，朱熹更是在此后数百年间从学术上统治着前仆后继的读书人。

又因为当地的特殊的民族分布，中原君臣对南方人的地图炮，不仅是针对南方人，而且包含了针对少数民族。当地土人“不服王化”，只得羁縻而已。

作为经济发展的地区同样要被歧视。四川福建都属于经济发展而能够对外开放的地区，四川有茶马古道，福建有海外贸易，在远隔千里的统治者眼里，不仅自身是蛮夷，是活该被打压的商贾，而且时刻存在与外族勾结的嫌疑。兵力孱弱，得国不正的宋代统治者能接受吗？那肯定不行啊。

三、打压歧视的表现

一来是科举上的区别对待。前面已经说到，宋代君臣在科举上打压四川福建等南方人，但人家确实读书厉害，怎么办呢？就人为操作，打压南方人在进士上的占比、排名。

有一句话描述两宋，说北宋出相，南宋出将，然而北宋的相几乎都是北方人，南宋受到重用的将几乎都是从北方南渡的人才。宋真宗破格提拔了一个南方人王钦若做相，就把个理学名士邵雍恨的牙痒痒。

二来是经济上的轻视压榨。重农抑商虽然是传统国策，而宋代压榨尤甚。四川发行交子，一整个北宋它的流通范围也局限在川蜀。到了外地不是不做数了，却需要跟现在的外汇似的找到川蜀人专门开设的银行换取银钱，不能直接使用。理学大家朱熹后来出生在福建，那时的福建是全国重要的财富来源，但理学提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于是生生把“孩子”耽误了。

三来民俗上的地图炮。说这么多，蜀闽同风，腹内有虫不就是士大夫先提起的吗？这样容易传播的民谣于是广为流传，人们争相调侃。既然说回民谣，这里忍不住说一句造字法。我们知道日本人古代被“赐名”倭人，当时的日本女王很激动，因为倭是人字旁，不是虫、也不是兽。加之南方有“蛮子”，东北有貊，那么蜀闽之“腹内有虫”是何目的于此不言自明了。

总之，两地被边缘化，被发动全国人民一起歧视，也是很惨了。

四、结语

宋代地图炮的存在，无非经济政治上的争夺，第三种原因可能是门阀士族瓦解后残存的地域之争，但仍然是政治经济利益的体现。地图炮固然不好，而我们现在看待这样的民谣，也不能仅从民俗上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