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一生仅有一子，那就是“民国太子”——孙科。同建立了丰功伟业的父亲相比，孙科的人生显得庸碌了许多。

但孙科也绝不是如很多文章所说那般“一事无成”，他之所以有如此负面的评价流传于世，一方面是和父亲伟大的成就对比之下，难免显得孙科有些“无能”。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在描绘孙科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因此将孙科批评得一无是处。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孙科的成就极高，客观地说，孙科的一生有些中规中矩。他也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只不过迫于有限的才能，最终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只有“爱看书”而已。

纵观孙科的一生，无时无刻不被父亲的光环笼罩着，这是一种幸运，毕竟家世背景确实带给了他一定助力。可这也是一种不幸，孙科终其一生，都活在了父亲的影子里。

追随父亲

1891年，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慕贞诞下了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儿子——孙科。幼年时，孙科就随母亲前往美国夏威夷生活，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学生时代。

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孙中山先生还是极为重视的。二人前期虽然一直见面不多，却时常通信，可以说这个时候，孙科在思想上就是一直追随着孙中山先生的。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常常会给孙科寄各个方面的优质书籍。

在二人往来的其中一封信件中，孙中山先生曾如此教育孙科：“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彼时，孙中山先生刚刚给孙科寄去了一百多册英美各大著名作家所写的小说、剧本等书籍。可见在孙中山先生心中，还是十分重视自己这个长子的教育问题的，同时，父亲对于“读书”的重视也为日后孙科的“爱读书”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先生亲自挑选的大学毕业后，孙科在檀香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个选择，很难说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此后数年，孙科始终如初地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在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上前行。

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曾经赴美留学过一段时间。留学前，孙科和自己的妻子举行了婚礼，后二人一同赴美。留学期间，孙科的妻子先后产下两名男婴，孙中山先生亲自为他们分别取名“治平”“治强”，从这两个名字的字面意思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对这两个孙子的期待。

一段时间后，孙科回到了国内，但他并没有跟随在孙中山先生左右，二人的沟通还是主要靠通信。在这一期间的信件中，孙中山先生反复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这让孙科内心中对“读书”的重视越来越高。在此后的时间里，孙科一直以“爱读书”闻名于国民党内部。

在《八十述略》中，孙科曾经这样回忆起父亲对读书的重视：“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回国次年，也就是1918年，孙科任职了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他编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本书，得到了父亲的赞赏，这让孙科获得了极大的鼓舞。

作为一个父亲，孙中山先生给予了孙科极大的关注。但作为一个领袖，孙中山先生并没有给孙科提供“特殊化的照顾”。

孙科刚回国时，就有人建议让他任职广州市长。可孙中山先生从实际出发，提出孙科年纪尚轻，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并没有同意这一建议。直到国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劝说后，孙中山先生才委任孙科为广州市长。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军缺乏资金支持，孙科上任后，广州逐渐成为了革命军的重要资金来源，也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主要阵地。这也从事实上证明了，孙科并非一无是处的二代纨绔子弟，而是拥有一定真才实干的人。

然而就是在任职广州市长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孙中山先生怒发冲冠的事情，一度让先生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儿子。

在筹集军饷时，孙科受到了来自父亲的责骂。在孙科眼中，这一切都是因为胡汉民假借命令趁机索要钱财，同时达到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目的。年轻气盛的孙科用手杖打向了胡汉民，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孙中山先生。

怒不可遏的孙中山先生一把夺过了卫兵手中的驳壳枪，对准了孙科。虽然最后孙科并没有被伤到，但他和胡汉民之间自此开始了不和，甚至最后开始互相猜忌，最后由孙中山先生从中开解，二人才和解。

国府任职

北伐战争结束时，孙中山先生早已仙逝，孙科开始完全独立处理政事。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因此，针对革命后的建设，孙科提出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国民党革新，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

为了践行自己的想法，孙科和胡汉民在实地考察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此外还协助制定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然而还没来得及亲自实践自己的想法，孙科就继任了交通大学校长一职。

在职期间，孙科推行“交通行政与交通教育相辅而成”的理念，提出“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实行“部、路、校联成一贯”的发展策略。

在孙科的领导下，学校和铁道部之间加强了合作关系，各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支持，最后开创了学校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或许，爱读书的孙科更适合做一个教育家，但他还是很快回到了政治的战场上。

1929年5月，孙科和汪精卫等人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抗衡。可惜，孙科上任后，财政状况越来越让人揪心，上任不足一月后，孙科只好被迫辞职了。

几年后，孙科任职立法院长，本想好好发挥一番，大力鼓吹立宪制度，蒋介石对他这一举动的态度却很冷淡。也许在蒋介石眼中，孙科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他另眼相看的对手。后来，孙科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希望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

从历史结果来看，我们不得不感叹，长期的英美式教育使得孙科并不了解我国国情，在这些问题上，孙科也展现出了他“死读书”和不知变通的一面。

1946年，多番挣扎无果后，又恰逢国内政局巨变，孙科被迫放弃自己原本的革新计划，开始支持蒋介石的主张。

黯然下台

在蒋介石政府中，孙科出任了国民党行政院长一职。他出任此职位的时间是1948年11月，根据历史时间线，我们可以清楚明白，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因为战略决战失败，国民党内部各方人员都蠢蠢欲动，准备将蒋介石拉下马。

孙科也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致力于逼迫蒋介石下野，同时积极主张和谈，试图寻找一个“光荣的和平”，以此来维护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

可惜的是，孙科并没有如愿等来他想要的恰当的时机，反而等来了另一个打破他和谈幻想的消息。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等人被我方列入了战犯名单中。原本一度答应了下野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当即修改了一系列文书，拒绝和谈。

蒋介石的突然变卦令孙科十分气愤，他开始利用舆论和自己的政治势力向蒋介石施压。在孙科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又开始考虑和谈的可能，然而战场上战机稍纵即变，我军并没有给蒋介石足够的反应时间。

不久后，蒋介石在孙科等人的舆论压制和战事不利的情况下，被迫下野。此后，针对如何解决眼下的困局，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三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

李宗仁意图联合我党共同对抗蒋介石，在他向中共中央示好后，中共中央提出要他立刻逮捕主要战犯的条件，这一举动被蒋介石和孙科联合抵制。基于此事，李宗仁方将孙科视为了潜在的敌人而非可拉拢的朋友。

又因孙科平凡强调的“光荣的和平”既不符合李宗仁的利益，也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要求，这两方势力都不愿意让孙科继续活跃在权力中心的位置。同时，孙科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面对这两方势力，他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1949年，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共同抵制下，孙科被迫辞职。

晚年落寞

政治理想不再有可实现的机会，孙科黯然神伤之下准备离开故土，回到自己熟悉的海外继续生活。然而长期身居高位的孙科，并没有理财的习惯，更没有足够的积蓄支撑他旅居海外，为了离开，孙科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在纽约居住期间，孙科查出了包括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等多项疾病，可见在任职国民政府期间，孙科的实际表现应当称得上兢兢业业、劳心劳力。同时，旅居海外的这段时间，孙科过得并不好，否则他的身体状况不应该如此差。

在美国居住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孙科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只能靠儿女偶尔接济过活。这样的日子，维持了长达十几年。不管是孙科，还是当时陪在他身边的妻子，都过得极为艰苦。

作为曾经高高在上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孙科被迫开始亲自动手做家务，每天提着吸尘器打扫各个房间的卫生。他的夫人和次子，也会负责厨房和户外的清洁工作，偶尔遇到搬运重物的活计，大都由次子承担。

很多人都相信，虽然这段时间的物质生活极为清贫，但孙科内心的精神世界应当还是相当丰富的。由于父亲刻意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孙科一直很热爱读书，在这段清贫的日子里也一样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一爱好。

“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孙科曾经颇为自豪的一副书法作品。脱离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孙科也终于有了闲暇时间，可以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书籍之中，终日流连于图书馆内。

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回到中国大陆，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机。同年，不知是不是为了和大陆较劲，台湾国民党迎回了孙科，并给了他一定的职位——中国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

就这样，孙科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最终于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对比曾经的身份高贵、地位尊崇，孙科的晚年几乎可以用晚景凄凉来形容，若不是最后台湾国民党将其迎回，恐怕他的身体会更早垮掉，最后的境遇也会更加凄惨。

孙科离世后，蒋介石曾给出过很多赞赏之词以慰亡灵，但世人大多相信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客套。事实上，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痛批孙科是“扶不起的阿斗”，对比蒋介石对孙科的诸般态度，或许这才是蒋介石对孙科真正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