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和毛泽东初次相会之前，实际上二人的行动轨迹已经非常相似。

因为他们的行动轨迹始于他们相同的革命信念，因此，随着年数推进，他们终会交汇在一个地方，成为一道道耀眼的明星。

相隔千里亦有灵犀

1918年，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与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新民学会，目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久之后的周恩来也有相同的作为。

次年，也就是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在五四运动当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他的目的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民众的革命思想。

很快，时间过去了三年。

1921年，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4年，毛泽东以共产党的代表被选作国民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同一年，周恩来旅欧生涯结束，并且选择从法国巴黎归来，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

1925年，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对东征做了一次详尽的解释，宣传东征的意义在何处；这一年的周恩来，则自己领导并参加东征讨伐了陈炯明，并在此期间创建了规范且合理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这两位将开辟中国百年绘卷的同志，其实在1926年之前没有见过一次面，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做着相同的事情，让人不得不感慨他们的行动轨迹之相似。

但更让人值得回味的，还是二人的性格。

一位如同湖南辣椒，另一位则似绍兴黄酒，尽管大相径庭，但这样迥然不同的性格，却为他们共创共和国伟业的时候，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回到1924年，那个时候旅欧的周恩来已经打算返回自己的国家，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一道力量。

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和另一位共和国伟人有了相遇的契机。

志同道合的年轻同志们

1924年9月，正值气候飒爽的秋季，年近26岁的周恩来坐在波尔多斯号上，迎着清爽的海风看向浩瀚无垠的大海，但是眉头却怎么也无法放松下来。他一脸凝重地看着潮起潮落的海浪，内心里也一样掀起了波涛。

这个时候的周恩来已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而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便是在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他在欧洲已经沉淀了许久，不仅目睹了欧洲大陆战后的满目疮痍，也亲身经历并考察过了那里的社会境况。而这些阅历，让周恩来的内心更加坚定，一定要通过共产主义来完成实现推动祖国的革命发展。

此次回国，他需要通过这个契机打开和国民党高层的对话渠道，让他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国民党高层人物，促进国共之间的合作，让革命的道路开满胜利的果实。

此时此刻，他看着海浪起起落落，慢慢陷进了沉思之中；而他的归来，也让中国百年波澜历史，逐步掀起了重要的一角。

因为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另一位伟人——毛泽东。

他们初次相会是在1926年3月20号的晚上，那一天蒋介石突然发难，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

此次事件当中，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了广州的内外交通，并且包围了广东东山的和苏联顾问所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同时，他下令逮捕了中山舰的舰长，同时也抓了中共党员李之龙，然后驱逐黄埔军校里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这次行动的目的除了要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以外，还是在蓄意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

因此，在当晚毛泽东就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因为李富春在当时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想说和他商量对策，以此应对蒋介石的突然发难。

而在毛泽东推开李富春的家门，却看到了另外一名年轻的同志。

这位同志的名字，毛泽东虽然早有耳闻，但是却从未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因此，当时他并未认出眼前这位同志是周恩来。

在来到李富春家里之前，其实毛泽东已经去过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地。

当时同顾问团的代理季山嘉商量过对策，而毛泽东与在场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都主张主动反击，他们表示，可以通过动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展开会议，然后共同商量如何讨伐蒋介石，削其兵权，打击他的嚣张气焰。

然而毛泽东的这番主张被拒绝了，因此，当他来到李富春家里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坚决主张要予以反击的号角，不能让蒋介石破坏革命的果实。

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张，周恩来早有耳闻。

在了解毛泽东鞭辟入里的观点后，周恩来于次日找了苏联的顾问代理季山嘉，将毛泽东和自己对“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意见复述了一遍。

他和毛泽东都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1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然而周恩来的劝说仍旧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复，季山嘉认为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如果冒然回击，会刺激国共两党的关系，导致矛盾变得更加激化。

不仅仅是苏联顾问团代理季山嘉采取了妥协和消极的应对措施，当时的共产党高层也是类似的想法。譬如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表示：蒋介石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

显然，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想法都没有被采纳，只不过通过此次事件当中可以看出二人很早就有相似的观点，同时也认为对蒋介石的妥协无异于作茧自缚。

不过，在通过此次事件后，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逐渐互相来往。譬如说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的时候，就会专门邀请毛泽东去作报告，而毛泽东当时则是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也会邀请周恩来过来。

这对在中国历史长河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在这次初次相遇后终于建立并逐步确立这样牢固的革命关系，也为后面的革命生涯铺垫出厚实且稳固的道路。

毛主周辅，周主毛辅

1931年11月初，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月的开头并不好过。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他，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上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不仅受到了排挤，还被指责是“狭隘的经验论”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身心皆已疲累不堪的毛泽东，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处境变得越发艰难。

不过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叩响了他屋子外的大门。当时的毛泽东本想拒客，但一听是周恩来同志专程来看望自己，便连忙起来为他接风洗尘。

两位在革命上信念一致的战友见面之后相顾无言，因为彼此心照不宣，不用言语就已经洞悉对方的想法。因此，在临别之际，周恩来还是对着毛泽东郑重地说道：“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周恩来的一番话可以说是点醒了毛泽东，或者说毛泽东也有此意。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离去的背影，内心萌发出了感慨——他庆幸有周恩来这样一位和自己心有灵犀的革命战友。

次年四月，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漳州战役”，这场战役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合作的起点。

被任命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红军东路军攻打漳州和龙岩的毛泽东，发挥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4月10日的时候以雷霆之势拿下龙岩，并且在十日之后攻克漳州。

这样的战果超出许多人的预期，然而如此辉煌的胜利果实却没有让毛泽东躲过半年后的“宁都会议”。在此会议当中，毛泽东不仅被扣了帽子，更是被临时撤掉军职。

只不过在这件事上，周恩来坚决反对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申诉，不同意把毛泽东调走，因为周恩来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然而周恩来的坚持并没有成功，半个月后，苏区中央局还是决定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屡屡受到掣肘，这让毛泽东的身心越发疲惫，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尽管如此，周恩来的想法仍旧屹立不动摇，坚持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力推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件事上，除了王稼祥和张闻天二人以外，周恩来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那位。

他在会议上主张并强调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重要性，不仅在军事上是位难得的帅才，并且是位很有智慧的帅才，深知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所以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一席话抽丝剥茧一般将问题的核心提炼出来，使得本来对毛泽东有成见的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并且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同时，也在这场重要的会议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件事再无阻碍。

这场会议过后，周恩来被选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代表了政治局政治局行使最后的决策权，然而周恩来并不揽权，反而在决策的阶段广泛接受各种意见，尤其是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意见。

因为他曾经对博古说过这样一句话：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革命成功后，周恩来去看过古迹，但他不去看刘邦或者其他朝代的帝皇，而是专门去看张良、诸葛亮等名留千史的贤明宰相。这其实是因为他和张良这类宰相有着相同的特征——温文尔雅、谦恭有礼，在大事上坚决拥护认可的领袖，而在“凡事”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周恩来既不当一把手“帅才”，也不当二把手“接把手”，反而当起了三把手“宰相”。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他与毛泽东就像共和国的双子星一般，彼此相互辉映，在重要的决策时刻，一边为主一边为辅，形成强力有效的尖矛直至问题所在，让革命的壁垒形同虚设。

也正是这样的默契，二人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并肩，目标一致且坚定地为共和国开辟出一个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