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就有“虎父无犬子”这么一说，讲直白些就是一个人的家境、出身往往与此人日后的道德品行以及日后的成就高低有着莫大的关联。

有这么一些头衔“贺彪之子”、“邓小平的女婿”、“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其实说得都是同一个人，他叫贺平，取名平平实则一点都不平凡。

也许大家对这些头衔中的某些词汇比较陌生，贺彪何许人也？邓小平不是有三个女儿的嘛，哪个女婿？保利集团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莫急，咱们一一说来。

一、“红军华佗”有个儿子——不平凡的少年

谈起儿子，先来说说老子。

贺平他爹，贺彪，1908年生人，原名贺永年。后改名贺彪，“彪”字寓意着像老虎一样威武凶猛，在战争年代，改名一个“彪”字，代表一个战士愿意像老虎一样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咱们的贺彪最厉害的地方可不是扛长枪浴血杀敌，比起杀人，他更擅长也更愿意去救人。

贺彪是一名军医，作为一名医生，同样的一把刀，在战士手中是杀敌利器，在贺彪的手上却是救人良品。

长征途中，贺彪的重要性堪比千军万马。在条件艰苦的漫漫长征路上，吃野菜啃树皮是常有的事，但有些野菜本身就带有毒性，当时又没有专门的鉴别工具，结果就导致很多人误食野菜中毒。

有一次贺龙就是吃了野菜高烧不下，呕吐不止，多亏了有贺彪在，最终才转危为安。

就连贺老总的妻子、女儿也是被贺彪一手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的。甚至可以说，红二方面军，整个第一野战军区如果没有了贺彪，仅仅一个长征就会多损失数百位的高级将领，贺彪称得上是所有人的救命恩人。

贺老总当面夸过贺彪：“古时候有华佗、扁鹊，咱们也不差嘛，咱们有贺彪。”于是贺彪“红军华佗”、“红军神医”的名号慢慢在队伍中传播开来。

当爹的忙着悬壶济世普度众生，贺平啥时候能见见这个世界就是个问题了。这事贺平自己急不来，当爹的贺彪也一点都不着急，忙完了长征的救死扶伤又开始革新卫生医疗体系。

红军时期就是因为没有专门的医疗部队，每个队伍医疗水平跟不上，也没有规范的医疗后勤补足导致伤员不能及时地得到治疗，经常发生流血就丧命的事件。

贺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牵头搞起了医疗试点小组，抗战爆发后由贺彪领导的八路军医疗师是我军最正规的医疗人才培育基地。

抗战时期贺彪都三十几岁了，半点着急个人问题的心都没有，连师长、政委都开始替他着急了。

这时候120师战斗剧社来了一个叫陈凯的姑娘，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还是个红军“老战士”。贺老总跟政委关向应打趣道：“就是她了，配得上我们华佗，咱们赶紧撮合一下。”

于是在两位领导几次三番地给二人制造“偶遇”的情况下，贺彪跟陈凯终于不负众望地走在了一起。1940年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贺平也就顺利出生了。

父母取名“平”希望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孩子能有个平安的未来。

父辈都是经历过铁血战争的老红军们，小贺平从小就在爱国主义的熏陶下成长。陪伴他成长的都是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贺平每每听到母亲讲述革命故事都很认真地回应：“等我长大了，我也要跟着革命队伍，我也要保护祖国。”

贺平从小就对军事方面比较感兴趣，别人听不懂的战争故事，他总是缠着叔叔伯伯们给他讲，而且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的。对于父亲，贺平也是打心眼里崇拜，他觉得治病救人的父亲就像书里说的天使一样。

二、邓小平有个女婿——动乱年代的浪漫

20世纪70年代，小贺平也慢慢地长大了，长成一表人才的壮实小伙，因为小时候的志向跟兴趣，他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年纪，贺平却遭遇“动荡十年”的波及，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年多，罪名是具有反政治倾向。

虽然莫名其妙遭受无妄之灾，贺平表现得却很坦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丈夫行得正坐得端，我不怕被调查。”最终的调查结果以“事出有因，查无实证”草草收场，但贺平却被分配到军事农场参加劳动改造。

无独有偶，贺平不知道的是，远在千里之外，他以后的妻子也遭遇到跟他相似的状况。当他对着农场的夜空时沉思的时候，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有个大眼睛的姑娘也抬头看着月亮，那个大眼睛的姑娘，叫邓榕。

说起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陌生，与邓小平的另外两个子女，邓榕的哥哥姐姐们身居高位不同，邓榕更喜欢静静的看书，写作，对政治天生就没有什么兴趣。

她就喜欢陪在父亲邓小平身边，安静地听父亲讲故事。邓榕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小名被唤做“毛毛”是邓小平最喜爱的小女儿。在那个特殊年代，也随着队伍们“下乡”劳作。

对于下乡插队这段记忆，毛毛在后来回忆的时候说：“我并不觉得辛苦，我喜欢那片土地，并且我也因此才认识了我的丈夫贺平。”每每谈论起贺平，邓榕的眼睛里就放光，介绍起来也是滔滔不绝。

当时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即使在当时那个通信非常不便利的年代，依旧没能阻挡两人的相识相恋。说起来，这里面还有“红娘”吕彤岩的功劳。

吕彤岩是著名老将军吕正操的女儿，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当邓榕在陕北的时候，她正好被分到离邓榕不远的卫生站里。因为都是在一个地方的，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玩，并且成了好朋友。

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吕彤岩一拍大腿：“有个小伙子，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你俩肯定有话聊，我一定要介绍给你认识。”就这样，吕彤岩牵线搭桥，贺平跟邓榕俩人认识了。

在那个年代，车马缓慢，通信不便，两人只能通过最原始的信件交流。

来往的信件多了，邓榕发现，在文字那一头的贺平是个有担当，有抱负，有见识的人，正如吕彤岩说的那样，两人的共同话题有很多。一次次交流，两人都期待着能够见上一面。

贺平好不容易申请到去探望父母的机会，去江西永修，正好途径南昌。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邓榕，邓榕也郑重地跟父母介绍了贺平的情况。

邓小平当时就只听到邓榕激动地说：“贺平要来了，贺平要来了。”他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在被问起来有没有担心女儿会遇人不淑的时候，邓小平说：“后来知道是贺华佗的儿子，就估摸着有那样的爹，儿子也差不了。”

几乎一样的情景，贺彪在儿子寄来的信件中得知贺平要去邓小平那考“女婿”后，也特意嘱咐儿子“邓榕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你要好好的对人家姑娘。”

“考女婿”的个过程也是水到渠成，邓小平一家很喜欢这个真诚朴实的小伙子，在几天的接触下来，邓小平也“考察”了贺平的为人品行，政治立场，价值观点，各方面都很满意。

贺平临走的时候还特意把带给父亲的香烟（那时候很难买）留了一半给邓小平。邓小平在贺平走后笑着说：“这事，也就这么定下来喽。”

后来贺平跟邓榕修成正果，贺平对邓榕一直疼爱有加，在邓榕的口中，贺平也一直是个称职的好丈夫。

邓小平后来还说过：“贺平就是我邓家的半个儿子。”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原本相隔甚远的两人不仅喜结连理，还被传为一段佳话。

三、保利集团有个董事长——守护国宝的义士

虽然身处乱世，但贺平可以算得上是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平与父亲贺彪都被授予新中国少将的军衔，贺家一门双将在当时也是一段被传颂称赞的美谈。

面对荣誉以及赞扬，贺平从未有过骄傲，依旧待人和善，兢兢业业地工作。面对夸奖总是笑呵呵地回应：“都是新中国的政策好，跟着党走，终归没有错。”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他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启动“百万大裁军”计划，意在把力量集中在社会主义发展建设道路上。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批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为背景，成立三家集团，即原总后勤部：中国新兴集团，总参谋部：中国保利集团，原总装备部：中国新时代集团。

而贺平就担任了中国保利集团的董事长。从这点不难看出，贺平在当时深受党中央的器重。

保利集团在贺平的管理下，为人民政府创造了不菲的绩效，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上了砖瓦。除了在企业经营上被人们称道，贺平还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让人们永远铭记于心。

说起这件大事，不得不重新提一下清末的屈辱史，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烧杀抢掠，带走了一大批宝贵的文物。这其中就包含非常有名的“圆明园十二兽首”。

这批文物在国外几经易主，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想要重新索要回这批文物，却发现早已经失去了这些文物的踪迹。这件事一直是新中国所有民众心中扎着的一根刺，文物流落在外，不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贵结晶的亵渎，更像是永远被嘲讽讥笑的话柄时刻攥在别人手里。

这些文物中的一部分，在颠沛流离了百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中华民族的视线中。这里要说到，清朝干隆御制錾花铜牛首、猴首及虎首，三尊兽首像。

2000年的四月，香港的两家拍卖行宣布，将在4月30号拍卖一批中国的文物，其中就包括当初在圆明园被抢走的三尊兽首。消息一出顿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大批爱国人士纷纷发声要求停止拍卖，归还文物。

当时国家文物局也收到了消息，立即致函发文相关代表：“要求根据现代国际法的原则，立即归还所有在战争中掠夺的非法财产。”但最终却没有收到有效回应，两家拍卖行也纷纷选择“无视”文物局的警告，继续按照原计划拍卖这批文物。

这一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人士都表示：“允许拍卖，就相当于允许践踏中国的尊严。”甚至在香港还引发了大规模的爱国游行，大家举起横幅一起抵制拍卖。但一切都好像是无用功，拍卖会依然照常举行。

4月30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两家拍卖行，想知道最终文物将何去何从。

贺平收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正在欧洲学习考察，先是愤怒，骨子里军人的做派让他恨不得带着队伍杀回去把属于中国的东西要回来。

但随即他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冲动是没有用的，但是他又不能置之不理。然后他拨通了保利集团驻港人员的电话：“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让我们的东西，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

在贺平的授意下，保利集团相关负责人毅然出击，直接参与到竞拍中。

在竞拍会上，有个神秘人物一直用电话报投与保利集团竞争，自始至终没有露面但价格一次又一次地被抬高，因为有过贺平的叮嘱，更重要的是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保利集团负责人竞拍时毫不犹豫地多次举牌，最终分别以818.5万港元和774.5万港元的天价将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青铜猴头和青铜牛头两件国宝买下。

虎兽的价格更是被抬到1400多万港元，保利集团依旧没有退缩，前后花费三千万最终把三尊珍贵的兽首留在了中国。作为保利集团的董事长，贺平努力将文物留在祖国的这一举动，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

贺彪说：“我有个好儿子，叫贺平。”邓榕说：“我有个好丈夫，叫贺平。”邓小平说：“我有个好女婿，叫贺平。”我却要说：“咱们有个好榜样，叫贺平。”也许贺平能看见这些会笑笑说：“我有个好名字，叫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