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原本计划“两线取胜”，周总理机智破解

原創歷史故事 07-06 68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从安东、长旬河口、辑安三个方向跨过鸭绿江。敌人没有想到中国会出兵参战，直到10月24日尚未发现志愿军过江。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将长驱直的美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江川以南，收复楚山、熙川、云山等城市，在朝鲜站住了脚跟。第二次战役，从11月7日的诱敌深入，到11月25日大举反攻，我军包围歼灭和重创了大批敌军，成功地将敌军的总攻逼成撤退，一直将敌军打回到“三八线”的南面，一举扭转朝鲜战争的总体局势。以后虽然我军与敌军发生的三次战役各有进退，但总体是到1951年6月10日止，我军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稳地控制在“三八线”附近。

志愿军入朝后，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广泛动员抗美援朝，使大家充分认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同仇敌忾地去夺取胜利。他邀请民主人士座谈抗美援朝，听取意见，回答问题，统一认识，消除疑虑。在深入开展抗美朝运动的同时，周恩来具体领导了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的外交斗争。

在一些国际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我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参加安理会对朝鲜战争和我国台湾问题的讨论，并在安理会上对美国的侵略罪行进行控诉发言。伍修权说：“周总理考虑到这是与世界头号强国的一场面对面的斗争，这次去联合国，可以说是与出国作战的志愿军的一场密切配合，所以在选派代表的人选上，应派一文一武，因为自己有较长的部队工作经历，所以经总理推荐，经中央决定，自己就承担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周恩来向伍修权具体交代了任务，又派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担任顾问。伍修权回忆道：“赴联合国前，我们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起草好了安理会上的发言材料，并由总理亲自审定了有关材料和文件。在临行前总理找我与乔冠华等同志谈了话，对这次出国需要注意的事项进一步做了交代，安排妥当后我们才动身出发。”

伍修权等一到美国纽约，美国政府就企图阻止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声明联合国有关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而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已在美国，随时可以出席会议。同时，周恩来又去电嘱伍修权、乔冠华:发言的要点要集中。11月28日，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从开始就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美国将侵略的战火迅速烧向中国，我国人民是激于义愤，才志愿援助朝鲜，反抗美国的侵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1月30日，伍修权在发言中质问美国代表奥斯汀：自从美国侵朝以来，从8月27日至11月25日，侵朝美军侵犯我国领空已达200次，共出动战机1000架次以上，这是不是侵略?并严正指出: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伍修权的发言，赢得了许多代表的同情，在联合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会议期间，周恩来又多次致电伍修权、乔冠华：“我们要提前准备好发言稿，在会上抢着发言，因为美国是不会让我们发声的，发言稿不需过长，会上已经说过的不要再重复，对于美国人的挑衅，不要正面回答，要旁敲侧击。”“如遇朝鲜停战言者，你们不要拒绝，只答应只要美军从朝鲜撤军，朝鲜战争自停，并将它们的意见报告北京；如遇言台问题目前无法解决者，你们可立即抓住此点证明美国侵朝侵台是一回事，反问美国可以在侵朝的同时侵台，为何我国人民不能在反对美帝侵台的同时志愿援朝？”

这些电报体现了周恩来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同时也反映了在抗美援朝的外交斗争中周恩来是台前幕后无所不在的。带着周恩来外交的印记，联合国中第一次响彻着新中国的声音。这声音是那样理直气壮、坚强有力。这声音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声音同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一样增强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前方彭德怀是总指挥，后方周恩来总揽一切。所有前线的电报都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每天经周总理批阅的往来电文就多达一二百份之多。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主席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文件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同时周总理还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组织、指挥后方的物资供应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上。

为了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恢复、发展两方面对交通运输的需要，周恩来经常直接处理交通运输中的难题。由于敌人对我交通运输线实行“绞杀战”，日夜狂轰滥炸，都影响了前方的物资供应。为此，周总理在每天12点左右，处理完白天的日常事务后，还要半夜询问运输线路的抢修情况，凌晨还要再次通过电话了解运输线通过的车辆及物资情况，有时还直接与前线联系，询问战备物资的供应情况，根据前线的需要及时对运输的问题及时调整、解决，进一步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

为解决前方志愿军吃的问题，周恩来布置后方家家户户炒面，他自己也同北京的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他了解到大盖帽不便于防空、爬山、钻林子，就建议改为解放帽。他了解到战士套头式单衣负伤后不好脱，就建议改为开襟式。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行军作战，棉衣容易被树枝挂破，就建议把棉衣面上轧上绗线。他对后保障工作抓得就是这样认真、细致。

朝鲜战争是自二战以来的又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物力人力的竞赛，没有战争所必须的后勤保障，取胜是绝对不可能的。彭德怀谈到前后方的功劳时曾说“三七开，前方功劳三分，后方功劳七分。”聂荣臻说:“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为保家卫国、保卫和平而出兵朝鲜的。如果美国知难而退，就可以谈判解决问题。

经过五次战役，双方大致僵持在了“三八线”上。美国在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举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的首次会议在朝鲜“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谈判谈了两年之久。周恩来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长期、曲折、复杂的谈判斗争。

中国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的，包括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等在内的谈判工作组赴朝，协助谈判工作。

谈判开始后，周总理便经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过程中的问题，通宵工作着。入冬后，李克农得了很重的哮喘病。周恩来立即派伍修权去接替他的工作。伍修权说：每天白天志愿军与朝鲜代表同美国谈判，晚上我们听取它们的汇报后，研究好下步的谈判方案，再迅速发报总理，总理收到后及时与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对方案进行，再将研究方案及时反馈前线代表团，这些工作总理都是在晚上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的。

在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美方事关全局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回击。例如，美方根据荒谬的“海空优势论”，企图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实际接触线以北深人朝中方面控制区20至60公里不等的地方。对此，周恩来当即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的主张，“我们要以坚决的态度驳回，才能使敌人的幻想破灭。对于敌人的主张，可以争论下去，不怕僵持，敌人才能重新考虑，如果谈判因此破裂，它们将完全陷于被动”

对美方在一些枝节问题的挑衅和恫吓，周恩来指示应沉着应变，提出抗议，严正驳回，但我们在这类事件上与之破裂是不必要的。美方谈时想打，打时想谈，和时又想拖。为此，周恩来提出：“我们谈判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我们公平合理地就地停战，将它作为平解决朝鲜乃至远东其他问题的第一步。不怕拖延更不怕破裂。虽然我们愿意和平，但也不要着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朝鲜战争刚开始就扬言:“这场战争，美国要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上都要打赢。”但是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在外交与军事的两条战线上，都被我国打败了。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